哲郎在他的書中提到德國人的性格是被北歐的氣候所決定的，北歐的氣候很嚴酷所以德國人的思想很嚴格，比如康德。日本的氣候相對溫和，所以日本人的思想也比較溫和，表現在思想上也比較溫和，因此日本人不會完全同意康德的思想。當然日本人的思想不是一味地追求享樂，而是既有責任又有快樂。日本的氣候決定了日本人的性格是一半一半的。我們把哲郎的這種哲學稱之為空間的、氣候的決定論，這種決定論認為人的性格、思維和哲學都是由自然氣候決定的。哲郎的觀點站得住腳嗎？你們同意哲郎的觀點嗎？

我對哲郎這種思想的批評是：他把人類和物質自然放在同一個層次上。比如說，松樹在德國南部的黑森林地帶長得又高又直，而在日本和韓國就長得彎彎曲曲。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在黑森林地帶沒有風，土壤也好，所以松樹就長得特別好。哲郎認為人就像松樹一樣，在某些氣候條件下的人正直、勤勞、嚴格，總之整個人都是直的、線性的，而在別的氣候條件下的人就是非線性的。

如果哲郎僅僅是這樣的決定論者，那麽他就不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家。他克服了某些簡單的決定論思想，而注意到文化的因素。在糾正哲郎早期錯誤方面有一個重要的人，他就是法國的哲學家：奧古斯丁•比爾克，他拿到了哲學和地理的雙學位，是巴黎一個研究日本文化的協會的主席。

哲郎三十年代在德國學習，當時海德格爾、胡塞爾等已經是著名的現象學家、解釋學家。哲郎對他們這些人的思想運用得不好，像是一個研究生的水平，哲郎還大量使用了比喻的方法。但是哲郎對現象學方法最重要的特點是了解了，並且在他寫的書里也用了。

現象學方法最重要的特點是：意象性。意象性這個詞太大。哲郎對意象性的意思還是理解的。在胡塞爾看來，意象性就是意識運作的方式，這種意識是對某個對象的意識。在海德格爾看來，意象就是站到自己的外邊去，即站出去。那麽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這兩個意思怎麽放在一起呢？在哲郎看來，意象就是站到屋外就感到冷，這是很簡單的，哲郎在這里既用了意識又用了“站出去”。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用內部和外部來理解，實際上我們的身體已經在我們之外了，人總是站在自己之外的。你用手指觸動桌子的時候，桌子同時也在觸動你，這是雙向的。當我們感覺時總是雙向的，所謂的能動和受動並不是絕對的。當你摸桌子時，你以為你是主動的，桌子是被動的；但我們也可以說桌子是主動的，你是被動的。這就像硬幣總有兩面，切開之後還是兩面。任何感知都是一個交匯，就像希臘字母X，它總是有一個交點的。所以當你走到室外去感受冷空氣時，不只是你主動到外頭去感受，我們也可以從冷空氣角度考慮，這樣我們就可以說是它在感受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冷空氣就不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了。

我認為把“生存”翻譯成“站到外邊去”是不全面的，“生存”並不只是“站到外面去”，而是站在一個更真實的自我的位置上。當你站到外面的時候，你自己喪失了，但在更深的意義上，你是恢復了。要是你總是把自己關在里面，你就會完全喪失你自己。當我們站到外面的時候，我們暫時喪失了自己，但是在這種喪失中我們可以找到更真實的自己。這個地方恰恰是梅洛龐蒂（法國現象學家）知覺現象學的起點。他的現象學的起點就是知覺，他認為最原本的知覺才是活的知識。

你們不要認為是海德格爾或是梅洛龐蒂發現了知覺、雙向性、交匯性，實際上老子在兩千年前就發現了這一點。老子發現了“有”和“無”之間的相互變化（interchange）。戰國時期的法家認為應該用法來規範社會。但是老子卻提出質疑：犯罪和法律，孰因孰果？在老子看來，犯罪和法律這二者是分不開的，它們之間具有可逆的邏輯關係。是盜賊越多導致法律越多？還是法律越多導致盜賊越多？老子認為這兩方面都是存在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可逆性，比如一個蜘蛛爬過一條線，它要轉過來可能嗎？如果這條線包括空間，那麽蜘蛛就能轉過來，可是海德格爾是從時間上理解存在的，他沒有給轉位留下空間。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是線性的，人只有到死，他沒有給轉位提供可能。你們聽說過非線性的因果律嗎？這種非線性因果律可以在中國的儒家、法家思想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