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對張江系列研究的引述可見，文學理論話語的存在「形態」不僅與「生成路線」直接相關，而且生成路線正確與否也是文學理論話語本身的合理性與有效性的評斷依據。因此，我們研究各種文學理論，評判其理論得失，也可以由其建構路徑入手，就像張江研究西方現當代文學理論時所做的那樣。進一步來說，當代中國文學理論正面臨著構建話語體系的時代任務，也需要在文學現象與理論運作的精神聚合中找到通往話語體系建構的有效路徑，這是文學理論研究者應有的自覺意識。

應該明確指出的是，將文學理論的話語形態及其建構路徑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就意味著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建構路徑以及由之形成的話語形態都不是唯一的。如果是唯一的，那就只需對二者作理論描述或陳述就可以了，並不需要對其進行學理性研討。事實上，古往今來是存在各種不同的話語形態的，而不同的話語形態又是經由不同的路徑建構起來的。揆諸中西文學理論發展的史實，不難發現，中國古代大量存在的印象和感悟式詩文評與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降的邏輯性、體系化詩學和文學理論研究顯屬不同的話語形態。這還只是就顯在的語言表述形式著眼。

其實，若從隱匿於話語形態背後的理論性質、功能和建構路徑來看，同樣是中國古代的詩文評，意在詩文創作與賞會的文論話語如杜甫的論詩絕句之類與「借詩說禪」的禪宗詩論也並不屬於同一種話語形態。而在西方，古希臘柏拉圖的詩學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不屬於同一話語形態，現代的新批評和接受美學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論以及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文論也不屬於同一話語類型。這些不同的話語形態或話語類型背後都隱含著不同的理論指向和建構路徑。那麼，「借禪說詩」算不算是一種關於文學的理論言說？同樣，弗洛伊德從精神分析學說出發把一切文藝創作都情欲化了，是不是一種言說文學的正確路徑？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理論上的解釋和回答。

二、文學理論話語形態的三種存在類型

概而言之，文學理論的話語形態是被談論的相關內容與思想、意義、符號和表述等多重要素的有機組合體，它不僅包含著關於文學對象和話題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的話語陳述，還包含著相關對象和話題將要被談論的方式通常是什麼狀況和應該是什麼狀況的話語陳述，具有強烈的人文屬性和意識形態取向。從福柯話語即權力的觀點來看，由於外在社會權力關係在文學領域的內化狀況的不同，思想取向和意義追求的不同，文學理論的話語形態必定是復數形式的，是以各不相同的樣態而存在的，很難加以歸類。

但是，如果撇開權力規約即意識形態屬性不論，也就是不從具體思想內容著眼，而只是從符號和表述的形式層面即知識化層面來看，所有的文學理論話語形態都存在著語言符號的組合方式、存在樣態、構成要素、思想范型以及理論建構路徑或技術路線等問題，就此而言，文學理論話語形態又是可以加以分類的。在現代語言學中，對話語類型的研究從結構、主題、修辭、功能、應用、認知、觀念形態、語言特征等多種視角的展開，基本上就都是著眼於話語形態形式層面的知識論研究。

文學理論研究事實上存在著不同類型的話語形態，這一點，中外學者早已有所認識。劉若愚在《中國的文學理論》中曾把通常所稱的文學理論區分為「文學性理論」（literary theories） 和「文學的理論」（theories of literature）兩種類型, 前者研究文學的外觀，諸如形式、流派、風格和技巧等，後者研究文學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功能。他認為這兩種類型的文學理論在不同的層次上對待文學，前者是現象上的或方法上的，後者則是本體上的。周慶華在其《文學理論》中指出，一般通見的所謂「文學理論」概念是「文學」和「理論」組成的複合名詞，在這一概念中，文學是被討論的、被作為限制項的先行存在，而理論是用於討論、作為限制項的後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