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感覺到自己的教育知識質量已經無法與其他先進國家競爭的時候，教育改革便成為國家核心利益所在。自從1957年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以後，美國人就對自己的教育落後產生了危機感。1983年里根政府發表《國家在危機中》報告書，警告美國的中小學和大學不僅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而且落後於美國自己以前的水平。從1966到1980年，美國學生的平均SAT成績，語言下降了50分，數學下降了40分。17歲的學生，有40%不會文字推理，只有20%會寫說理文，只有三分之一能夠解答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國家在危機中》的執筆人哈維強調："日益加劇的平庸正在侵蝕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威脅著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未來"，他說："如果這種平庸是由某個不友好的外國造成的話，那就等於在向美國宣戰"。這表明教改已經成為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

從1983年以後，各種民間教育團體也紛紛提出了教育改革報告書，如1984年的"派代亞計劃"、1986年荷姆斯小組的"明日的教師"。1989年老布什總統與各州州長舉行全國教育高峰會議，確立國家教育目標。1994年以後，克林頓政府也經由國會立法通過三項法案，即"目標2000年教育法"、"改善美國學校法"及"學校邁向就業機會法"。

2001年小布什總統經過努力，獲得兩黨多數國會議員支持，通過"一個孩子不拉下法案"；並於2002年1月8日完成簽署這項法案。奧巴馬政府於2009年7月宣佈“衝向頂峰"的教改計劃，便是這一系列教改努力的繼續。

但是，這十多年來的"教改"，連支持者都承認，成果差強人意，收效甚微。批評者則更是稱其為"自上而下"的、由政客主導的"衝向冒險"。政府推動教改，卻未見多少實效，為什麽這樣的教改還是不斷在繼續呢？

這里面有兩個與美國民主制度有關的原因。第一，每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都需要向選民承諾今後4年要做的事情，選民對教育的不滿使得總統必然不能忽視教育。總統在競選時所做的與其說是教育允諾，不如說是政治允諾。第二，美國人對教育現狀不滿由來已久，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在城市落後學校就學，他們要求教改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另一種是自己的子女可以在好的學區或私立學校就學，卻仍然對存在許多城市落後學校感到不滿，這是一種出於整體公共生活品質理念的關心。不管自己的孩子上什麽樣的學校，許多美國人把美國實際存在的兩種學校及其差距看作是社會不公的現象，與他們心目中的好社會理念不相符合，因此要求改變。

美國有許多非常優秀的中小學，無論是布什的"一個孩子不拉下"，還是奧巴馬的"衝向頂峰"的教改計劃，都主要是為那些有孩子拉下的和還得衝向頂峰的大城市貧困人口子女就學的學校提出的。教改的不同具體政策，惠及面是不同的。例如，要求高水準的教師資格，惠及面較大。而縮小少數弱勢族群與其他學生學業表現差異，惠及面則較小。教改投入的巨大經費來自所有的納稅人，直接受惠的主要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部分。與優待少數族裔入學、就業的"平權法案"一樣，這種資源分配傾斜體現的是1960年代民權在美國建立起來的社會公平價值。沒有這樣的價值觀在社會中起作用，政治人物不會感受到公眾要求教改的壓力，也很難讓公眾接受向弱者傾斜的資源分配。

在美國歷史上，遠在關注弱勢族群福祉成為一種社會道義價值之前，民主曾是教育改革依據的核心價值，民主是推動和實現美國免費公立學校的主要理念動力，也是至今許多人用來衡量教改政策合理性和實效性的一個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