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學派對風格的研究，既不是從消費的層面，也不是從道德的層面，而是從階級的立場，從文化抵抗方面加以探討。爲伯明翰青年亞文化研究奠定基礎的費爾·科恩認爲，風格是用“想象的方式”表達或解決工人階級文化中隱藏或無法解決的矛盾，強調風格背後的社會、政治、文化內容。這是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在亞文化風格的形成上，保羅·威利斯在對嬉皮士（Hippy）亞文化的研究中，借助列維—斯特勞斯的“異質同構”概念加以解釋，認爲風格就是亞文化團體的自我意識與物品的可能意義之間的“異質同構”。約翰·克拉克則是用列維—斯特勞斯的“拼貼”概念，認爲風格是形成是亞文化團體借助已有物品體系和意義系統並加以挪用和篡改來實現的。迪克·海狄奇在其所著《亞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一書中認爲青年亞文化風格的形成取決于亞文化所使用的物品（符號）和團體自身的經驗，是“有意爲之”的交流，包括團體認同和與其他文化的重要差異[8]。伯明翰學派對亞文化風格所作的理論分析和民族志調查，都表明風格是理解和區分青年亞文化的關鍵因素。

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有其自身的社會歷史基礎和理論的特殊性，並不能完全拿來分析當代中國的青年文化。這里既有地域差異、社會結構的差異和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也有時間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如當代中國青年在網絡上發展出的各種文化現象，就難以用伯明翰學派的理論來分析。但是，他們關注爲青年所采納的、往往一目了然的風格與總體效果，對研究當代中國的青年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換言之，我們對當代中國的青年文化，可以從風格方面，從青年人所使用的物品及其所賦予的意義加以區分。青年人的服裝、服飾、髮型及其他們對手機、網絡的使用，青年的追星、電視秀等現象、青年的流行語以及青年經常談論的東西和表達的觀點，青年的特殊行爲，都是理解和界定青年文化的重要因素。

從風格的角度來辨識青年文化，將它和其他各種社會文化區別開來，關鍵在于青年文化首先以其表現形式的特殊性而引人注目。青年的服裝、服飾、髮型、對明星的狂熱和對某些行爲的熱衷等等表現形式，更直接地進入人們的視野之中，是人們將其與主流文化等區別開來的“標志物”。同時，這也是要避免從本質主義的角度來界定青年文化。青年文化是否存在著某種本質性的東西另當別論，但是認爲能夠通過嚴謹的科學推理和哲學的洞察力，對多元、複雜的青年文化做出本質主義的界定顯然是行不通的。“超級女生”和朦胧詩，同屬青年文化的範疇，但並不存在共同的本質。當然，只從風格的角度辨識青年文化，是會導致表層化的理解，還要關注的是風格的“意義”。

[8]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Co. Ltd, 1979, p.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