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以蟄是清代書法家和篆刻家鄧石如的五世孫，也是「兩彈元勛」鄧稼先的父親。他是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之一，與宗白華享有「南宗北鄧」的美譽。他與同時代的很多學者一樣，從小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青年時期因出國留學逐漸了解到西方文化。鄧以蟄與宗白華一樣，在國外留學期間學習了西方美學知識，最初對西方美學很感興趣，而且試圖用西方美學來解釋中國傳統藝術，後來他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把視野逐漸轉向中國，力圖能夠建立起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中國美學體系。

一、為人生的藝術

鄧以蟄與陳獨秀相識於安徽公學，那時正是少年鄧以蟄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陳獨秀的亦師亦友身份，對他自然有著影響。在日本留學期間，鄧以蟄與陳獨秀是室友，鄧以蟄曾言及「我弟兄兩人湊興的事也不少！」，「受他的影響不少!」，陳獨秀對鄧以蟄的影響不可忽視。後來鄧以蟄隻身去美國學習哲學、美學，在給陳獨秀和胡適的信中對新文化運動稱贊有加。

可以看到，在鄧以蟄個人成長的關鍵階段，陳獨秀都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重要集中在對「文藝與社會、人生」的看法上。陳獨秀認為，藝術應該用於啟蒙思想、開啟民智。他倡導的新文學主張平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社會文學便是強調文學的功用。鄧以蟄也同樣強調藝術對社會、對人生的建設性意義。

在魯迅的日記中，曾經有一段寫到了鄧以蟄：「星期休息。午後在廣慧寺吊謝仁冰母夫人喪。往晨報館訪伏園，坐至下午，同往公園啜茗，遇鄧以蟄、李宗武諸君，談良久，逮夜乃歸。」（1924年5月11日）他們常在中山公園碰面。在鄧以蟄的美學思想中，也能看到魯迅的影響。

鄧以蟄認為藝術應該是「為人生的藝術」。在《民眾的藝術》中，他闡述了民眾與藝術的關係，並且認為作品應該有實在的精神意義，不應該帶著矯揉造作、無病呻吟的狀態去創作。他認為藝術的源頭是生命，不斷向前的生命表現在人類的工作中，而工作的痕跡也留在藝術之上。人類的歷史不斷向前，生命綿延不絕，這痕跡就留在各個朝代的藝術品中。藝術比歷史更能記錄生命的歷程。

這與鄧以蟄在《詩與歷史》中的論述頗為一致：「詩的描寫最重要的是境遇。境遇是情感參合著知識的一種情景；又可說是自然與人生的結合點，過去與未來的關鍵了。」1

也如亞里士多德說的那樣「詩比歷史更富有哲學意味」。鄧以蟄接著說了，如果要民眾也有藝術，那麼就需要讓民眾擁有生命、擁有工作。這種工作不能使被動的，有限制和條件的，這種工作應是「自由自主的工作」，因為自由的工作才能能引動民眾的情感，激發民眾的積極性，使民眾真正才遇到工作中。

工作的愉快所產生的情感能引動藝術的創作，這種情感往往來自於心靈與真情實感，是人們精神的真實訴求。這種在自由、幸福、愉悅的條件下創作的藝術是從內心滋生出來的，是「誠實」的，因而最能打動人心。如果民眾只有工作，沒有愉快的工作環境，那就不會激發起民眾的創造性，也就失去了「民眾的藝術」的基礎了。總之，使民眾「自由自主的工作」2 是藝術創造的基礎。

鄧以蟄之所以寫文章說明「民眾的藝術」，是因為他認為藝術可以啟迪人心，創造美的生活。他認為「藝術的藝術不是民眾的藝術」，「中國現今的藝術只是藝術家的藝術，不是民眾的藝術了」3。從鄧以蟄的話看來，當時「為藝術而藝術」的風氣盛行，使藝術變成被極少數人，甚至藝術家圈子才能欣賞的精英文化。

大部分人不能從藝術中獲得美感，自然這種藝術也打動不了民眾。在鄧以蟄認為，「藝術根本就是民眾」4，離開了民眾的藝術便沒有價值了。可是社會不能沒有藝術，鄧以蟄在《對於北京音樂界的請求》中說，「音樂為性情之開導，教養之上材」5，這便是藝術對人的意義。

藝術是人類精神活動的載體，「人類精神上的聯絡全仗藝術的表現為媒介」6，欣賞者對藝術越理解，越能夠得到情感上的共鳴。藝術通過表現情感引起同情，進而啟發人的心智，凈化人的心靈。我們可以看出，鄧以蟄認為藝術與社會、人生緊密相關。

藝術不能只有高雅的只有少數人或藝術家才能欣賞的「精英藝術」，還應該有「民眾的藝術」。藝術也不只是藝術家才能做的事情，普通的民眾也可以進行藝術創作。鄧以蟄認為，真正的藝術應該「接地氣」，是民眾生命、工作的詩意凝括和真實再現。因為只有這樣的藝術才能更多地打動人民，起到教育教化的作用。

（2019-07-12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100871 見：大眾文藝 2019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