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垦政策分析] 黄循财总理对华外交言论，刺激了中资对新加坡加码的信心？

2025年11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就中日关系与区域稳定发表谈话，呼吁相关各方放下历史包袱、避免大国对抗，该言论在华语舆论圈引发高度争议，部分评论者甚至预测此举将削弱中国资本对新加坡的投资意愿。然而，2025年12月的实际投资数据与企业行为显示，中资流入新加坡的趋势并未受到明显冲击，反而仍处于高位扩张阶段。此一现象凸显外交话语与资本流动之间存在显着脱钩，并反映新加坡「外交平衡、经济务实」的双轨战略结构，以及中资出海主要受地缘政治与经济周期等结构性因素驱动的现实。

一、问题背景与研究动机

2025年，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及新加坡政府高层多次就区域安全与大国竞争议题发表外交立场，强调中国在涉及日本、台海与区域秩序问题上应保持克制，支持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体系。部分观察者因此质疑，新加坡政治领导层的相关表态是否会对中国企业与资本进入新加坡产生负面影响。然而，2025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反而成为新加坡最大投资来源国之一，形成「外交话语与经济实践脱钩」的现象。本研究旨在分析新加坡对华外交表态与中资投资流入之间的政策逻辑与结构性原因。（数据来源：9.2.2026 新加坡联合早报）

二、新加坡外交话语的战略定位

新加坡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长期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策略，其核心目标为维持国家生存空间与制度安全。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在外交言论上强调「规则秩序」与「战略克制」，其主要政策意涵包括：

第一，向美国、日本及西方盟友释放战略信号，以维持安全合作与制度信任；

第二，避免被视为单边依附中国，以维持国际金融与投资体系中的信用地位；

第三，强化「中立且守序」的国际形象，以吸引跨国资本与跨区域企业设立总部。

因此，相关言论更多属于战略修辞与外交平衡工具，而非直接反映对华经济政策取向。

三、经济政策的高度去意识形态化特征

新加坡经济政策的核心特征为高度去意识形态化与市场导向。外资对新加坡经济体系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外资企业贡献大量就业、税收与技术升级。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原则是：凡符合国家产业升级与金融中心地位的资本，均予以制度性欢迎，而不以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审核标准。

因此，即便外交话语上维持对中国的战略距离，新加坡在投资政策上仍保持高度务实与开放，形成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双轨制治理」。

四、中资流入对新加坡的战略价值

中国企业与资本的进入对新加坡具有多重战略意义。首先，中资为新加坡提供高资本密集型投资，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生物医药与高端制造领域，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与科技能力。其次，中国企业将新加坡作为区域总部与东盟市场枢纽，有助于巩固新加坡在亚洲供应链中的中枢地位。第三，中资带来的金融资本与家族办公室活动强化新加坡作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角色。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新加坡在中美竞争中透过吸引中资，实现地缘政治套利与经济红利最大化。

五、中资企业的投资决策逻辑

中国企业选择新加坡的主要考量集中于制度性安全与金融便利性。新加坡拥有成熟法治体系、资本自由流动制度、低税制与稳定金融监管框架，能有效降低政治与金融风险。此外，新加坡被视为全球市场的「制度中转站」，有助于企业提升国际信任度并获取跨国融资。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领导层的外交言论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有限，企业更关注制度连续性与政策可预测性。

六、「新加坡化」的资本洗白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交上维持与西方规则体系的表面一致性，反而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制度性「信誉增强机制」。透过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或控股架构，中国企业更容易进入欧美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此现象被部分研究者称为「新加坡化」或「制度洗白路径」。

此种结构性角色使新加坡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成为关键的资本转运枢纽。

七、潜在政策风险与前景评估

尽管短期内新加坡仍将维持对中资的高度开放，但仍存在若干潜在政策风险。首先，若中美冲突升级至金融或科技制裁层级，新加坡可能被迫在制度阵营中做出更明确选择。其次，敏感科技领域投资审查可能逐步加强，以避免国际政治压力。第三，金融合规与反洗钱监管将对中资资本结构提出更高透明度要求。

然而，基于新加坡经济高度依赖外资与金融服务业的结构性特征，全面排斥中资的政策路径成本极高，短中期内政策转向可能性有限。

八、政策结论

综合分析，新加坡领导层对中国的外交表态与中资投资流入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而是新加坡典型双轨战略的体现：在外交层面维持制度性中立与规则话语，以确保安全与国际信用；在经济层面则采取高度务实的资本开放政策，以最大化国家经济利益。

此种政策模式使新加坡在大国竞争中扮演「制度仲介者」与「资本枢纽」双重角色，并为中国企业提供重要的全球化平台。未来，新加坡将持续在政治平衡与经济套利之间寻求最优策略，中资流入趋势亦将与全球地缘政治与金融规则演变高度联动。

尽管黄循财对华谈话引发广泛热议，部分评论者预测中资将因此放缓进入新加坡，但2025年12月的实际情况并未印证此一判断。相反，中资投资与企业迁移仍处于高位扩张阶段，显示资本流动主要受经济与地缘政治结构因素驱动，而非单一外交言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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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luova ajatus 1 hour ago: [愛墾研創·前文創思考]從「全球中華圈」到「中國因素」：文化共同體的終結，抑或地緣政治話語的勝利？

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全球中華圈」曾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希望的名詞。它承載著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樂觀信念：華人文化與經濟網絡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形成一個多中心、跨國界的文化—經濟共同體。然而，短短二十餘年，這個詞彙逐漸淡出公共論述，取而代之的，則是冷峻而充滿權力意涵的「中國因素」。這一語義轉變，不僅是一場概念史的變化，更是全球秩序與文化政治深層結構轉型的語言證據。

「全球中華圈」的興起，源於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樂觀主義。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政治與文化框架，跨國企業、族群網絡與文化流動被視為新世界的核心力量。華人資本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崛起，香港、新加坡與台灣的經濟奇蹟，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巨大市場潛力，共同構成了「大中華經濟圈」的想像基礎。在這種論述中，華人世界被描繪為一個去中心化的文化與經濟網絡，文化認同與族群連結被視為超越政治分歧的凝聚力量。

然而，這一敘事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迅速崩解。「中國因素」的崛起，標誌著分析框架從文化共同體轉向地緣政治變量。在這個新語境中，中國不再僅是華人世界的一個重要節點，而是被視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行為者，其經濟、科技、軍事與輿論力量被納入他國政策與安全評估的核心變數。「因素」一詞本身，即暗示著可計算、可風險化、可政策化的權力參數，徹底脫離了文化與族群的溫情想像。

這一轉變意味著「大中華」的主體性重構。過去的「華人圈」敘事強調多中心性與文化多樣性，海外華人社群、台灣與香港都被視為相對自主的文化與經濟主體；而「中國因素」的話語則將中國國家權力置於唯一核心，其他華人社群被重新框架為影響管道、滲透節點或風險場域。從文化共同體到地緣政治對象，「大中華」不再是一個內部自我描述的共同體，而成為外部安全論述中的分析單元。

這種語義轉換，反映了全球秩序的結構性變化。全球化時代的核心假設是經濟互賴將削弱國家衝突，文化流動將稀釋政治邊界；然而，新冷戰式的地緣政治競爭重新將國家權力置於中心位置。經濟、科技、數據與文化都被重新安全化，成為戰略競爭的領域。在此語境下，任何跨國文化網絡都難以避免被政治化，華人網絡尤為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因素」這一概念主要由西方安全研究圈與周邊國家政策界所塑造，它本身是一種話語權的產物。誰能命名，誰就能定義現實。在這種話語中，文化差異與族群多樣性被壓縮為國家權力的延伸，華人文化的多中心性被簡化為中國國家的投射。這是一種典型的地緣政治抽象化暴力：將複雜的文化世界還原為單一權力變量。

若將「大中華圈」的命運與「法語圈」「英語世界」相比，差異尤為顯著。法語圈（La Francophonie）與英語世界（Anglosphere）同樣源於帝國與殖民歷史，但它們在後殖民時代成功維持了一種相對去中心化的文化共同體敘事。法國與英國不再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加拿大、澳洲、非洲與加勒比地區的法語與英語文化都具有高度自主性，語言共同體並未完全被單一國家權力所收編。即使在地緣政治競爭中，英語與法語世界仍能保留文化多樣性的敘事框架。

相較之下，「大中華圈」的文化多中心性在地緣政治語言中迅速消失。這既與中國國家權力的集中化與對外擴張有關，也與華人世界缺乏制度化文化共同體機制有關。法語圈與英語世界擁有正式的文化與教育機構網絡，並以多邊主義形式運作；而華人世界的跨國文化機制則長期依賴市場與族群網絡，缺乏制度化的超國家文化治理架構，因而更容易被單一國家敘事所吸納或外部安全話語所重構。

然而，將「全球中華圈」完全視為「中國因素」的附庸，亦是一種話語上的過度簡化。現實中的華人世界仍然高度多元，台灣、香港、新加坡與海外華人社群在政治認同、文化實踐與價值體系上存在顯著差異。文化共同體並未消失，而是被地緣政治敘事遮蔽。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中國因素」是一種外部觀察框架，而非內部文化自我理解的真實寫照。

更深層地看，這一語義轉變揭示了全球化夢想的破產。當文化共同體的想像被國家權力的現實所取代，當族群網絡被重新納入安全化語言，全球化所承諾的去國家化世界秩序顯得愈發遙遠。「全球中華圈」的消逝，並非僅是華人世界的特例，而是全球文化政治轉向的一個縮影。

因此，從「全球中華圈」到「中國因素」的演變，不僅是華人研究概念史的變遷，更是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語言的轉折點。它提醒我們：文化共同體的想像永遠嵌套於權力結構之中，而概念的更替，往往預示著世界的深層變動。在地緣政治語言全面壟斷公共論述的時代，如何重新為文化多樣性與跨國族群網絡保留自主性的語言空間，或許是未來人文與社會科學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Comment by luova ajatus on February 9, 2026 at 4:01pm: 星加坡總理警告：全球進入10年「混亂」過渡期

[愛墾研創]新加坡·流行音樂：Taylor Swift 2024年新加坡演唱會為當地帶來巨大文創價值。她的「Eras Tour」吸引全球粉絲湧入，促進旅遊、住宿與零售業發展，同時提升新加坡在國際流行文化舞台的能見度。演唱會也刺激本地音樂與活動產業創新，成為推動城市文化經濟的重要案例。

星總理警告：全球進入10年「混亂」過渡期

新加坡總理黃循財警告，全球將迎來一個後美國秩序的「混亂」過渡期，可能為期十年。他呼籲立即採取行動，推動貿易自由化並保護全球共同利益。

黃循財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表示，這段過渡期「無疑將混亂且難以預測，因為美國正退出其全球保險人角色，但沒有其他國家有能力或願意填補這個真空」，新加坡作為戰後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時代主要受惠者，承擔不起「坐待事態發生或指望事態會奇蹟般自行解決」的代價。

他表示，現在必須採取行動，「建立新的貿易連結並維持貿易自由化動能，我們無法單獨做到，但我們會與其他志同道合國家一起努力」。

黃循財說，最近推動的「未來投資與貿易夥伴（ＦＩＴＰ）」，創始成員國包括新加坡、阿聯及紐西蘭，是小國團結推動開放貿易的範例之一。他說，未來可望把歐盟和東協十國納入單一自由貿易協定之下，雖然歐洲與東南亞多數協議都是各國個別洽談，但新加坡認為這些是重振貿易的新機會。

他說，「我們身處全球體系開始愈來愈堵塞的新世界，但我們希望保持貿易動脈暢通，或許還能開創新的動脈」。

他表示，由於川普政府「美國優先」議程並非暫時現象，現在需要一個新的多邊架構，「這反映政治文化與社會本身更廣泛的變化，美國似乎認為始終未受惠於美國建立的現有全球秩序，也不準備努力維持該秩序」。

在美國宣布關稅後，中國大陸不斷尋求鞏固東南亞影響力，但黃循財認為，大陸目前沒能力或意願取代美國成全球體系主導力量，大陸「仍是一個有諸多國內挑戰的中等所得國家，因此，目前還沒有新的全球領導者出現，我們正處於這段非常不可預測而混亂的過渡期」。

黃循財說，他常訪問大陸，以掌握該國演變，「中國崛起在世界許多地區引發不安，原因不只是它是規模巨大的新興大國，還有它是經濟模式和政治體系都不同的強權」。

他表示，新加坡將繼續與美中兩大強權保持穩固關係，但也承認在美國晶片出口管制等議題很難保持中立。一些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企業，已被控協助將美國管制的晶片非法轉運至大陸。

黃循財說：「針對美國的關切，我們已建立穩健安排，讓美國政府能調查關注的新加坡企業。如果其他國家想在出口管制方面獲得相同待遇，我們也將把類似安排延伸到這些國家，因為當前的出口管制已不限於美國。」

黃循財形容新加坡經濟有如「礦坑裡的金絲雀」，目前正因關稅影響而出現企業暫緩投資和招聘跡象，「正因為我們如此開放、如此接觸外部環境，我們是率先感受到外部環境開始轉弱的國家。我們今年上半年還沒感受到，但現在我們開始感受到一些放緩」。

他說，關稅最初衝擊沒有預期嚴重，因為企業已在關稅生效前提前下單，同時人工智慧（ＡＩ）等領域的技術突破也已支撐經濟。

雖然新加坡商品僅被美國課徵相對較低的百分之十關稅，但多數東南亞鄰國卻被課徵百分之十九，威脅東南亞錯綜複雜的供應鏈，而且針對大陸商品的轉口貿易關稅，預料也將傷害全球最大轉運樞紐之一的新加坡。同時，美國正準備對星國輸美兩大產品藥品和半導體，課徵產業關稅。

（2025-10-24 聯合報／編譯簡國帆／綜合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