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意指實踐耗盡了堅固的意識形態的制度和裝備，論證了形式主義和精神分析理論裝置的局限。這類意指實踐，是現代文學的一種特殊類型，並通過意識形態的、強制性的和戀屍癖般的種種表現展示了社會結構的“危機”。准確地說，任何一種生產模式都存在著黎明和消亡，但這種危機卻從未消失：例如，在荷馬敘事詩清晰、群體性的呈現之後就是古希臘平達[②]的晦澀。然而，對於洛特雷阿蒙、馬拉美、喬伊斯、阿爾托而言，這種“危機”關乎一種新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同時產生和邊緣化了一種頗為壯觀的話語斷裂，同時運用它完成自我意識的重建。通過分解主體和主體意識形態的局限，這種現象呈現出三重效應，同時也產生了三類問題：

（1）這類碎片化的話語處於我們所處時代的整體話語體系之外，由此顯示出語言學轉向所帶來的主體地位的改變，這具體表現為主體與身體、他者以及對象之間的關係的轉變；同時還顯示出標准化的語言僅僅是闡明意指過程的眾多方式之一。意指過程既包括身體、外在物質，也包含訴說的語言本身。那麽，這些分層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它們在意指實踐內部有怎樣互動？

（2）這種碎片化同時顯示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在科技推動下發展為高度發達的生產模式，由此不再需要嚴格地遵循語言學和意識形態的基准（normes）。即便如此，這類生產方式也同樣需要將過程融合成為整體。以藝術為例，這類碎片化可以展示意指的構成，主體的建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基礎——這一碎片化的基礎在原初社會中被尊為“神聖的”存在，而在現代社會中卻淪為“精神分裂症”的像徵。那麽，生產方式要如何進行融合？這一融合在何種情形下會變得不可或缺，又在何種情形下被審查和壓抑，直至被邊緣化？

（3）回顧意指系統的歴史，特別是藝術、宗教和儀式的歴史，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這些意指系統中都出現了碎片的現象，盡管這些現象或不為人知或迅速被融進一種更加公共化的意指系統中，但都指向了意義生成的過程。巫術、薩滿教、神秘主義、狂歡節、令人費解的詩歌，都凸顯了社會化用語的局限，同時也驗證了社會化話語中被壓抑的成分——超越了主體和用於交流的語言結構的過程。然而，在何種歴史時刻，社會交換可以容忍語言“詩性的”或者“晦澀的”形式，甚至使其成為一種必要的話語方式？在何種情形之下，這類晦澀的話語可以打破社會業已形成的意指實踐的邊界，並與社會經濟變革，甚至最終與革命呼應？又在何種情況下，這類話語會走入死胡同，成為一種調劑品，而社會秩序則利用這種神秘主義的色彩進行擴張，使得其自身變得更加靈活，從而得以日益繁榮？

[②]平達（Pindare，公元前522-前446）是古希臘抒情詩人，代表作有《比尤蒂頌》、《歐里庇德斯紙莎草寫本》、《奧斯羅紙莎草寫本》等。——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