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精神分析與廣義詩學（文學理論、符號意指法則）的結合方式亟待重新思考的趨勢下，當代荷蘭文論家米克•巴爾（Mieke Bal）展開了對精神分析詩學 （Psychopoetics）的一系列討論。1984年，米克•巴爾受邀為英國著名的《詩學》雜志（Poetics）組稿一次「精神分析詩學」專題，並撰寫「精神分析詩學」一文作為導論，勾勒精神分析對當代詩學、符號學的可能切入路徑。巴爾首先回顧了研究者對運用經典精神分析場景來闡釋文本的諸多懷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闡釋實踐中，精神分析似乎總是主動采取了分析師的位置，而文本則毫無例外地成為亟待分析的病人，於是精神分析文學批評（Psychocriticism）在初期無異於一門文本症狀闡釋學。　

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結合方式，實際上精神分析詩學——因其符號學傾向與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相差異——遠不滿足於成為精神分析在詩學（文學理論）中的一種無條件運用，這首先因為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不穩定且有疑問的」，而且精神分析詩學也不應成為精神分析的文學化變體，它乃是文學被精神分析「接通」之後的話語性反應，本質上屬於「詩學」，它是「關於文學的一整套話語，被當作知識來使用，與精神分析形成一種信息的關係。」這種信息交流無疑是雙向的，正如巴爾援引肖姍娜•費爾曼對理論過度幹預文本的擔憂，精神分析與文本之間其實「並不是主人和奴隸之間的關係」，因為「該信息並非是先天地可接受的東西，它也不是一種直接的主－客體關係」，精神分析作用於詩學之後完全有可能就詩學得出「歧向的陳述」（divergent statements）。

由於詩學對精神分析的抗拒的可能（修改或拒絕它的前提，改寫其概念的理論內涵，甚至抹除其邊界，如德勒茲與瓜塔里反精神分析的「遊牧詩學」），精神分析詩學不再僅僅滿足於錨定精神分析諸概念（無意識、壓抑、升華、憂郁、自戀）對詩學的相關性並加以無反思的利用——如此利用不過是不同知識類型之間的相互確認，對雙方均不構成有效介入。實際上，在米克•巴爾稱之為的「類比模式」（analogical model）的主導下，早期精神分析批評滿足於在文本中尋找精神分析暗示的個體發展史中的「故事」或「案例」，例如分析《哈姆雷特》一劇中的俄狄浦斯欲望、亂倫禁忌、僭越等等，此方法的出發點不是文本，而是這些「案例」的心理學、人類學或社會學價值，在這種類比模式中，文本不過是精神分析的某種寓言。隨後的精神分析批評，巴爾認為，放棄了這種缺乏文學性的分析而轉向文本與精神分析理論之間的類比。研究者嘗試將文本讀作理論自身的敘事化或「戲劇化」，從而將壓抑、移情等精神分析概念揭示為內在於文學經驗的東西。這後一種方式的好處在於它兼顧了文本的豐富性與理論的解釋度。這兩種解讀模式雖然極富闡釋力且在文學批評中實踐頗廣，但在米克•巴爾看來，仍局限於理論與文本的相互印證，基本上是不可證偽的，而且也無法給予精神分析和詩學任何「新增的知識」。

(作者：馮冬 2016年08月29日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