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精神分析誕生之日起，它就與廣義上的詩學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兩者均致力於探究心理裝置之深層結構和該結構經符號表達之後呈現出來的樣態。實際上，據肖姍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對書寫與瘋癲的研究，十九世紀的作家們（福樓拜、巴爾扎克、內瓦爾等）已經在精神病學的主導話語下寫作，他們以各自方式回應瘋癲的襲擊，書寫「瘋癲的傳記」。費爾曼甚至認為，唯有文學能「挑戰瘋癲的力量」，「使瘋癲的被剝奪的主體性得以恢復」。

十九世紀的大師們雖然對精神病學多有浸染，但他們在寫作中其實並沒有質疑語言符號的統一性法則，他們對修辭仍采取一種「自然態度」，即認為符號的現成存在性是毫無疑問地合法的。直到弗洛伊德對夢的研究以及無意識的發現，文學才第一次沖破規範性話語（語法、句法、連貫性）的束縛，釋放出前所未有的破壞性的符號潛能。弗洛伊德的工作為二十世紀初歐洲超現實主義提供一個直接而有力的理論框架（凝縮、移置、自動書寫、意識與無意識的交流），於是在對現實之為現實、符號之為符號的激烈懷疑中，無意識的創作路徑迅速對詩和其它藝術形式提出新要求，自古典主義以來的途徑浪漫主義的「表意－表象」的同一法則——元素所內含的意義與形象的先驗一致性——受到了極大挑戰並趨於崩解。

二十世紀後半葉，人們發展了弗洛伊德式批評方法，在對文學活動與無意識活動之間的轉譯與關聯的大量挖掘中形成了著名的「精神分析文學批評」。弗洛伊德以及後來的拉康的理論框架被當成通達詩化活動之無意識的重要手段；通過分析修辭運作（隱喻與轉喻），研究者似乎深入了那些拒絕直接被言說與定義的真實層面。此時精神分析與詩學能夠一起宣稱：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被符號化或毫無殘餘地說出，重要的不是陳述的表面，而是潛藏其下的巨大的無意識企圖。精神分析與詩學的相互投射不再局限於當初弗洛伊德、布勒東、達利等先驅的臨床與藝術實踐，它已然擴展為一門獨立的具有橫貫性的創作與闡釋的方法。

那麼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問，什麼是拉康之後的「精神分析詩學」（Psychopoetics）？除了作為一門普遍意義上的文學批評理論，精神分析在何種意義上能為當下詩學議題提供一個討論的入口，以超越僅僅作為「文學批評方法」的分析框架？人類兩大認知與創造領域——精神分析與詩學——在法國哲學家巴迪歐稱之為「對於真實之激情」的當代語境下具有何種縫合之趨勢？

其實研究者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反思精神分析產生獨斷的可能。精神分析在對文本產生巨大闡釋力的同時，也很可能將文本的豐富內涵化約為單一知識框架的類比式印證與強化。此外，西方哲學界對弗洛依德－拉康精神分析遺產的質疑從來不絕於耳，如德勒茲與瓜塔里在1972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一書中，提出「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這一概念，以對抗弗洛依德與拉康關於俄狄浦斯情結與無意識欲望之缺失的理論預設。德勒茲與瓜塔里對欲望之生產性的闡釋使得經典精神分析在某種意義上變得「不可能了」。 如此背景下，再將壓抑、升華等精神分析概念直接「運用」於文本的路徑肯定難以通行，但精神分析的巨大遺產又呼喚研究者進入它所揭示的人類深層精神結構，並將此結構與詩以及藝術這樣的創造性行為相連以趨近藝術之符號化的界限。(作者：馮冬 2016年08月29日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