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如何設想一種結合或切入，使得精神分析能夠不去化約文本，反而就文本的豐富脈絡進行開啟性的言說？米克•巴爾提出，研究者首先可以嘗試「具體化模式」（specification model）：「它將精神分析當做一門探照理論（searchlight theory）來使用，讓閱讀與文本中的某些細節特征被精神分析概念所照亮或解釋」。這種方式力圖避免知識之間的相互確認，強調相互作用，文本閱讀不僅展示精神分析已經發現的概念，它更加暴露自身如何「在精神分析使之理論化的那些問題中去存在」。

如果說類比模式總是已經將文本化約為幾個單一概念之間的關聯——巴爾認為類比模式總是「總結性的」——那麼具體化模式則以精神分析概念來趨近豐富而具體的文本，使之呈現為問題化的符號意指過程而非某個既定結論實現後消失的中介。重要的是從被精神分析理論照亮的那些文本細節入手，弄清它在敘述和意指活動中的作用，該作用很有可能是創傷性、打斷性或顛覆性的。也就是說，具體化模式以精神分析來理解文學裝置的運行並把後者揭示為具有符號創傷力的意指過程，於是，文本細節不再是主導敘述框架內毫無問題的部分結構，而是將自身凸顯為與對該細節的眾多閱讀方式相抵觸的堅硬內在——「符號真實」之湧現。

雖然具體化模式極大地兼顧了文本的文學性，但它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它很難將自身的重要性與別的探照理論的相區別，例如巴爾提到的人類學或猶太教《塔木德》闡釋對文本同樣具有高度「照亮」功能。在與別的學科交叉中，精神分析似乎沒有獨一無二的闡釋力，實際上，具體化模式仍然遵循著闡釋學的邏輯，或者說，它只是把精神分析「闡釋學化」了（實際上弗洛伊德自己就是這樣做的，致力於符號象征意義的解讀，以精神分析來「闡釋」文學，而不是反之，以文學的真實之湧現來闡釋精神分析）。

在這種背景下，米克•巴爾進一步提出「符號學模式」（semiotic model），以避免前述幾種模式以精神分析信息來擴展詩學內容的單純做法。符號學模式放棄了從精神分析到詩學的單向信息傳遞，不再以精神分析為理論框架來「闡釋文本」，而是力圖將精神分析關於無意識、語言、主體等觀念的理論化導入文本的符號活動。它將研究者的注意力從經典俄狄浦斯結構轉向無意識的蹤跡以及「無意識擾亂連貫性的那些方式」，「矛盾與不連貫之處」以及「它們與文本意識層面的連貫性陳述的地位關係」。如此方式，巴爾認為，不僅可以展開文學議題的討論，還能重新思考言說主體面臨的困難。

巴爾所提及的這幾種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切入了拉康稱之為的「真實」，那抵抗符號化的人類經驗領域。「真實」，在拉康精神分析中，恰好是在話語的不連貫與矛盾之處被識別的。特別地，具體化模式與符號學模式均對精神分析與詩學之間新的連接方式有所開創，它們摒棄了類比式連接，能夠對精神分析理論提出某種修正，例如，巴爾指出，在對拉康「凝視」的藝術性討論中，研究者能夠擴展被拉康忽視的性別差異下的主體視覺場的不同構建。於是，這兩種模式不僅力圖闡明符號意指的一般過程如何已經涉及了心理過程（未言說之物），它們還能指出這些過程中的看似不一致之處所潛藏的真理，而這些真理必須通過符號化/詩化扭曲之後方能現身。在這樣的結合方式中，詩學與精神分析不再是言說與沈默、被分析者與分析師的關係，而是進入了相互補充、給予的雙向激活。(來源：《教育教學論壇》2016年9月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