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四：數學本體論的轉向

八十年代，就是那個被迦塔里稱作為「冬年」的年代，毛主義的紅色慢慢地在日趨平靜的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褪去，人們漸漸膩煩了那些革命的話語，開始將目光轉向如果過一個有秩序的生活。那些在五月風暴中狂歡的知識分子們也不得不收斂自己的鋒芒，夾著自己的公文包在家和辦公室的路途中穿梭著。這是一個淡忘革命的年代，也是一個淡忘理論的年代，左翼在這個時期漸漸讓位於新自由主義的話語，相反，這個時期左翼的出現了明顯地右傾化，如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在這一時期的出版明顯體現為革命批判的左翼向自由主義的妥協和繳械。

面對這一新的局面，阿蘭·巴迪歐也沈思革命性左翼的命運，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在八十年代，批判馬克思主義左翼最厲害的恰恰就是往日的同志。他們的姿態是，在偶爾能博得一點殘喘的空間中釋放一點微弱的抗議的聲音，至於資本主義聽不聽得到是另外一回事。這是一種貼著後現代標簽的犬儒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試圖解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主體——工人階級的合法性。於是，誰是革命的主體問題就成為八十年代左翼馬克思主義爭論的核心問題，巴迪歐的《主體理論》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的。

事實上，在1975年到1979年間，巴迪歐和他的毛主義的同志們舉辦的一個「主題報告」的研討班，談論的主題是「政治理論，邏輯和數學，歷史情境，嚴格意義上的精神分析，文學和戲劇，上帝，還有古典哲學。」[6]P12在研討班的這些成果最終集撰成冊，在1982年以《主體理論》為名出版了。

嚴格來說，《主體理論》包含的內容及其廣泛，但總體說來《主體理論》包含了四個方面的思考：（1）是巴迪歐對自己毛主義的理想鍥而不捨的堅持；（2）是他開始轉向一個新的領域，即拉康的精神分析領域，他在七十年代就參加過拉康的研討班，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已經影響到了巴迪歐，在《主體理論》中，巴迪歐開始學著使用拉康的方法來思索主體問題；（3）馬拉美的詩，巴迪歐一直對馬拉美的詩十分欣羨，他在這里用拉康的方法剖析了馬拉美詩歌的精神內涵；（4）最後但不是最次要的，也就是認識論學派的數學方法對巴迪歐的觸動，如卡瓦耶斯和勞特曼等人的數學哲學思想。

準確來說，巴迪歐是想通過主體理論的研究來探索一種動態的存在的科學，這是對其在《矛盾理論》中作為矛盾的過程思維的一種系統化思考，但是與其說在《主體理論》中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如說是開啟了這個問題。對於什麼是「存在的科學」巴迪歐並沒有在這里解決，但是，巴迪歐隱約地感覺到這條路徑最終需要通向數學。

作為對這個問題的集中思考的成果，巴迪歐在1988年出版了使他一躍成名的《存在與事件》，《存在與事件》的出版正式宣告了一個數學本體論的巴迪歐的出世。他在本書中提出了「數學＝本體論」的著名命題，在某種程度上，他充分吸納了康托爾的集合論，尤其是策梅洛－弗蘭克爾公理化定理、哥德爾的集合結構理論、科恩的力迫法和對康托爾連續統的命題的證偽等數學思想，來從一個數學的維度來理解存在的問題，從而更新了唯物主義的基底。在此基礎上，巴迪歐將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中的一個命題突出化了，即「一即是無（空）」。

也就是說，巴迪歐並沒有像一些後現代主義者那樣將這個世界中的存在看成純粹的多（如阿多諾和本雅明的星叢），在這些純粹的多之間完全沒有同質性可言，沒有一條真理可以涵括所有的顯現的內容。巴迪歐認可了作為統一性整體的可能性，但與傳統那種將統一性視為先在於多的顯現的態度不同，巴迪歐堅持將統一性（即作為一個情勢的大寫的一）看作一種操作性結果，也就是對多的「計數為一」的結果。一是在整體中被看作為一的，當然，這種一的統一性十分脆弱，它時常要面對它不能涵括的多的元素的沖擊，這種沖擊就是巴迪歐意義上的「事件」。

[6] Alain Badiou, Théorie du sujet, [M],Paris: Seuil,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