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靈鳳，當一般認識他的人叫他“先生”時，有些不認識他的人卻稱他為“女士”。在他工作的地方，不時可以收到寄給“葉靈鳳女士”的信件或請柬。這是他晚年常常帶著微笑，向人說的。

這當然是可笑的誤會。還有不可笑的、更大的誤會。

二十年代他就寫小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辦刊物，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先到廣州，後到香港，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離開這個世界，都一直沒有離開香港（短期的旅行不算）。就是日軍占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中，他也沒有離開過。因此，就不免有了一些流言。

和他一樣，那個時候並沒有離開香港的還有詩人戴望舒，不同的只是戴望舒坐過日本軍隊的牢房，而他沒有。就在那樣的日子，是他和戴望舒作伴，一起到淺水灣畔，對病死在香港的《生死場》作者、女作家蕭紅的墳墓，默默憑吊。在這以前，這以後，直到五十年代戴望舒從香港回歸北京後，他們一直是好朋友。人們不知道戰爭年月更多的事實，但舉一可以反三。有所為也就往往是有所不為。

說到蕭紅墓，人們記得，當一九五七年這一孤墳有被鏟平而湮沒的危險時，正是他帶頭和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一起，取出骨灰，送去廣州，安葬在銀河公墓。

在上海和他一起辦過《幻洲》，後來長期擔負對敵鬥爭秘密工作和統戰工作重任的潘漢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回到香港，就和他恢復了聯系，而不是棄之如遺。

在潘漢年蒙冤的日子，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到北京作過客人，其間包括和阿英的歡晤。

正象早些時的流言站不住，後來加給他的“反動文人”的帽子也是戴不穩的。新版《魯迅全集》和“文革”前《魯迅全集》有關他的註文前後不同，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有如給這個“反動文人”平了反。

在他晚年寫作的許多散文裏，是不乏懷鄉愛國的篇章的。

這更大的誤會是可以澄清的了，只不過可能有些人沒有注意到而已。

他的愛國行動還表現於他的愛書（這裏的愛書意如愛將），其中之一是嘉慶本的《新安縣誌》。這個新安和風景秀美的新安江無關，它只是廣東舊時的一個縣，也就是今天的寶安，卻比寶安幅員為大，今天國際性的大城市香港也屬於它的範疇（今天名震國內外的深圳就夏不用說了）。因此，《新安縣誌》也就包括了香港誌的成份。他收藏有這部書，而且和廣州、北京圖書館收藏的版本比較過，據他說，以他手頭的這一部最全。內地就只有那兩部，而香港卻只有他這一部海外孤本。英國人雖然在香港抓了一百多年的統治權，卻並沒有抓到這樣一部和香港有關的地方誌。好幾次有外國人，以當時的幾萬元港市（相當於如今的過百萬元）的代價，伸手想抓走這部書，他都一一拒絕了，只肯讓香港英國官方的圖書館復印一份，作為參考資料。他生前不止一次表示，書要送給國家。在他死後，他的家人完成了他的遺願。這一部《新安縣誌》現在是藏在廣州中山圖書館裏。

但他心愛的藏書，朋友們所贊賞的他的藏書，卻又不僅僅是這一部《新安縣誌》。在香港，他是有名的藏書家之一。他有名的藏書主要在於三大部分：

有關香港的書刊，西方的畫冊珍本早年的史料是很可珍貴的，他自己寫的《香港方物誌》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他早年的畫，也畫過不少，如果不是後來放下畫筆只執文筆，最後是以畫家還是以作家知名於世，就很難說了，盡管現在一般人知道他是作家，新版《魯迅全集》還是稱他為“作家、畫家”的。他收藏的那許多西方的畫冊，是內地美術界朋友談起來就不免流露關切之情的珍品。西方文學書籍的珍本那就更加使人為他難數家珍了。

不必問他的藏書有多少萬卷，他的居所在香港那樣的地方算得上是寬敞的，卻由於他的良好的嗜好，弄得狹窄甚至狹窄不堪。那裏真可以稱得上書屋，屋子裏到處都是書。我們的作家並沒有書房，卻每一個房間裏都有不少書，大廳就更是書的天下，他就整天人在書中，由於“書中自有”，也就可以說是人在玉顏中，人在金屋中了。

正是難數家珍，他的這許多藏書本來是要送回內地，獻給國家的，由於遲遲沒有清點整理，終於由香港中文大學以先行全收後才清點的方式取了去，辟了專室，整理收藏，這一失誤曾使人感到可惜，為之嘆息。

不過，一想到“一九九七年以後”，隨著整個香港的主權的回歸，這些圖書不也是自然回歸祖國的懷抱了麽？天下事就有這麽妙！

人們都稱葉靈鳳為藏書家，他雖然在生時沒有“請予更正”，但他肯定歡喜另外的一個頭銜“愛書家”。不知道這是不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名銜，至少一般人很少這樣說，只有在他的筆下才屢屢提到：“愛書家”。從《讀書隨筆》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同時還可以看到藏書家是書的敵人這樣的譯文。他有讀書的興趣，而且興趣淵博，涉獵很廣。他不是藏而不看的人，盡管書太多而他來不及盡看。

書和筆，讀和寫，這就是他多年來的全部生活。他不僅忙於讀書，也勤於寫書。他天天讀，也天天寫，他去世後遺下總有一兩百萬字的作品有待於整理出書。（在香港已出書的有六七種）這些文章都是已經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有文藝隨筆、讀書隨筆，有抒情小品、生活小品，有香港掌故、香港風物，有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那些談香港史實的文章，是他翻閱了大量中英文的資料才寫得出來的，多年來，它又成了別的人在寫香港掌故時依據的資料。它材料豐富，文字端壯流利，愛國熱情洋溢於筆墨之間，大義凜然，毫不含糊，對於異族統治者一點也沒有什麽媚骨。

歲月匆匆，他的去世一轉眼就是十年。霜紅最愛晚晴時（他晚年以霜崖的筆名，寫了大量的《霜紅室隨筆》；所出的集子中有《晚晴雜記》），回首前塵，不由得更對這位老作家有深深的懷念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