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論詩詩更是喜用驚人的比喻和奇崛的語言來喻示沈雄光怪的詩境，如《調張藉》以「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喻李、杜詩風的宏闊神怪，用「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喻詩語之雄怪和筆力之高潔；《醉贈張秘書》以「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喻己作的驚世駭俗；《送無本師歸范陽》則用「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啖」狀詩境的雄渾光怪。像這樣用具體的形象來喻示作家作品風格，揭示詩歌創作的規律，與西方接受美學的抽象說理條分縷析迥異其趣，充分體現了「論詩詩」這種融鑒賞、批評與創作為一體的文學接受方式的民族風格和民族特色。

但是，從根本上決定「論詩詩」的詩性特質的，還是它的詩性思維方式，即直覺象征性思維方式，這是遠較論詩詩特有的文體形式和比興、意象、象征、暗示等具體的表現方法更能決定論詩詩的詩性本質的東西，也是決定東方民族的審美與藝術同西方大異其趣的關鍵所在。對於這種直覺象征性的詩性思維方式，邱紫華先生分析道：「這是一種以具象為主的思維形式，這種思維采取『以己度物』的方式去感知外物，以類比的方式去區別和把握外物，以象征、比喻、意會的方式去表現自己的情感或思想。

這種思維形式被18世紀意大利思想家維科稱之為『詩性的智慧』。『詩性的思維』是遠古的原始思維的自然延伸和發展。它的有象性（形象性）、以己度物的主觀性和類比認知性，以及它的象征性與意會性等特征，決定了在言說方式上表現為詩意性和審美性，也就是說，詩性的思維必然使所表現的語言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和濃縮性，具有主觀性和抒情性，具有生動性和含蓄性，即像詩歌語言一樣，具有模糊性、朦朧性和多義性。」

邱紫華先生的上述分析涉及詩性思維的來源、本質、特征等諸多方面，既全面又深刻，雖然是就整個東方美學來講的，但也完全適用於杜甫所開創的「論詩詩」這種文學接受方式。

因為在論詩詩特有的文體形式和普遍采用的比興、意象、象征和暗示等表現方法的背後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正是這種直覺象征性的詩性思維方式，是後者奠定了前者的思維基礎。（原題：冉沫講歷史·把豐富的含義濃縮在極小的篇幅之中，是論詩詩在文體上的顯著標誌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