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通常所稱的衆多後現代主義理論家中，法國哲學家利奧塔不僅比任何其他理論家都更爲頻繁地使用了“後現代”這個詞，而且他比任何其他理論家都更爲明確地突出了“現代”與“後現代”的對立，並積極倡導“後現代”的思想趨向。

利奧塔1979年發表了《後現代狀況》一書，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現代和後現代的持續辯論。在這本著作以及其他著述中，利奧塔對現代的基礎主義、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把啟蒙時代以來各種總體的理論斥責爲“恐怖主義的”，熱情宣揚“異教主義”的多元性、差別性和悖謬性，並且將這種異教主義從哲學擴展到政治學、倫理學和美學。

一 現代性批判

“現代性”顯然對應於西方歷史的一個特定時期，其中主要是指18、19和20世紀。“現代性”也牽涉到某種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社會，這種社會一般被稱爲工業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與關注歷史時期的歷史學家和重視社會分析的社會學家不同，哲學家更爲關心的是思想。因此，利奧塔把“現代性”定義爲一種思想方式，一種表達方式，一種感受方式。

“現代性”是一種思想方式，而且，這種思想方式爲解放的觀念所支配。在利奧塔看來，解放的觀念實質上就是康德所説的“普遍的人類歷史觀念”：所有人類歷史都趨向一個終極的目的，即達到一種普遍的自由王國。利奧塔把在這種解放觀念支配下形成的所有理論都稱爲“大敘事”（great narratives）。

現代的哲學故事是從笛卡爾的“我”出發的，而現代的解放敘事則是從康德所謂的“我們”出發的。“我們”意味着一個由衆多主體組成的共同體。恰如現代哲學從“我”演繹出整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那樣，現代的解放敘事以“我們”的名義宣佈了普遍的人類歷史。從語言學角度分析，“我們”是相對於“他們”來使用的。假如“我們”屬於一個話語共同體，那麼“他們”顯然是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宣佈一種普遍的人類歷史的時候，宣佈人類朝向自由和解放前進的時候，同時也就意味着要把“他們”變成“我們”的一部分，而“他們”要想變成“我們”，就必須接受“我們”的思想方式和行爲方式。因此，利奧塔批評以“我們”的名義立言的解放敘事是在實行恐怖和專制。

“大敘事”是以真理的名義講話的，利奧塔也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真理。啟蒙以來，關於真理的話語變成了“元話語”，也就是説，真理在各種話語中佔有一種優先和特權的地位。在現代話語中，真理是統一性和總體性的標誌，是全部科學話語圍繞的中心，是知識等級制的金字塔的最高點。像福柯一樣，受尼采的啟發，利奧塔認爲在真理話語背後並決定真理話語的東西是“求真意志”。雖然真理以客觀性的名義講話，然而實質上起作用的力量卻是主體的權力意志。但利奧塔對真理的批判比福柯更爲激烈。他把將真理置於優先地位稱爲“真理的白色恐怖”：真理被樹立爲一個標準，全體話語必須向真理看齊，必須參照真理而獲得其意義。這種知識的等級制度必然壓迫弱勢話語和處於少數地位的話語。爲了反抗“真理的白色恐怖”，摧毀知識等級制度的金字塔，反對基礎主義、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利奧塔主張話語的多元論，強調話語的差別，力圖讓被真理所湮沒的聲音講話。

利奧塔批評啟蒙運動，消解“大敘事”，揭露“真理的白色恐怖”，所有這些批判最終都輻輳於主體。啟蒙運動所依據的東西就是主體。主體將真理置於優先地位，給予“大敘事”以合法性，並賦予整個歷史以意義。人可以説各種各樣的話語，但只有作爲主體的人才説真理的話語。現代歷史是知識、科學和真理一統天下的歷史，而主體被看作是知識、科學和真理的基礎。利奧塔對這一切都提出了挑戰。他認爲主體既不是知識、科學和真理的基礎，也不能賦予世界以意義。福柯講，作爲主體的人是一種晚近的發明。同樣，利奧塔也主張主體的地位和意義是由某種特定文化（現代文化）確定的，而主體本身則是某種特定話語（現代話語）的産物。所以，人們並不是作爲主體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