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言與世界圖景：意識確定性的根據

對於惠子的狡辯，莊子並沒有妥協，而是提供了另一種的思路：“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第279-280頁)這一簡短的回答包含着豐富的內容。他反問惠子，提這樣的問題，就説明他知道莊子的“心思”了，就已經表明“他心知”是可能的，不過是惠子還想得知莊子是怎樣知道魚之樂的？莊子坦言，在濠水的橋上就知道了，這是一個無須証明的回答。

惠子肯定不會滿意莊子這“神秘”的答案，還是要問一個明白：爲什麼莊子在橋上就知道濠水中魚兒的快樂呢？顯然，這的確是一個需要詳細交代的問題。莊子的回答雖然包含着感覺、經驗和主體的公共性，以及常識與道的生存論之境域，但由於當時的知識論尚未形成，缺乏應有的明晰性，故而需要運用詮釋學的方法，梳理其潛藏於各處的思想，使其清晰化。他反駁惠子：當你問我怎麼知道魚之樂時，其實你就已經明白我知道了。貌似詭辯，其實不然。在當時的情景中，惠子通過觀察莊子的形態以及水里的遊魚，就能心領神會，不過是想知道——“莊子是怎麼知道魚之樂的”？可是，莊子不但沒有細説理由，卻説是“從濠水的橋上知道的”，於邏輯而言，難以自圓其説，但惠子應該能明白其理。這不僅因爲二人爲友，有着豐富的學識、高明的見識、精準的判斷，還在於他們同時身處其境，有着類似的感官經驗，看到魚兒在水中無拘無束地遊着，且還有共同的時代環境——戰亂年代，政治爭鬥不息，災難不斷，性命堪憂，社會壓抑，幾無自由，因而見此景，便生此情。身居廟堂的惠子，豈能不知？

對自由的渴望，是莊子一生的追求。他試圖通過闡釋事物的相對性撼動既定的儒家價值觀，“齊物”是他的思想策略，並不是要走向相對主義，而是要破除人們對禮制王權的崇拜與幻想。世間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差異性和相對性，但也不是絶對不變的，而是一種“辯証”關係，若是以“道”而審視之，則沒有根本的差別。雖然從常規的價值觀看，事物有大小、輕重、美醜和貴賤之分，但如果超越這一套陳規陋俗再審視世間，則是另一種境況：最大者乃秋毫之末，最長壽者系夭亡幼子；人、泥鰍和猿三者居住習慣不一，無法同眠；人以爲美的毛嬙與麗姬，而魚、鳥和鹿卻避之不及，毫無眷戀之心。(參見《莊子》，第31-35頁)所以，從“道”而觀，諸事諸物都無有等差。因此，人們何必執着於功名利祿，作繭自縛呢？

爲了勸導人們改變禮制觀念，莊子便懸設出“蝴蝶夢”的隱喻，旨在告誡人們——我們連“自我”的存在都無法確定，何須拼命追名逐利呢？豈不是空中架樓，沙上堆塔？此生，不過是一場夢，甚至是別人的夢中什物。這種空曠與豁達，直逼佛教空觀：“一切有爲法皆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經》，三十二品)此論也爲道家和道教奠定了出世的思想基礎。維特根斯坦也有類似的疑惑，在批判弗洛伊德的思想時，他冥想——“在夢中，甚至在醒後一段較長的時期內，我們覺得夢中所説的話好像具有偉大的意義。是否我們在醒來時也有這樣的幻覺？我有時覺得現在我仍然易於産生這樣的幻覺。精神病患者似乎往往如此。”(《維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第89頁)連清醒和睡夢都難以確立，夢中的話是否有意義？能以“幻覺”辨別正常人與精神病患者嗎？顯然，這些都是有待探究的問題。但是，莊子在此並沒有論證自我和意識的存在，對之存在不論，甚至傾向於否定——自我的存在，意識(尤其是欲望)不過是假象而已。然而，如果“懸隔”莊子“蝴蝶夢”之喻的現實目的，綜觀其整體思想，則不難發現，他並不是懷疑主義，更沒有否定一切，他對流行的儒家思想不遺餘力地批判，目的在於確立道家的自然主義道論思想。道才是莊子學説的指歸。

（爱思想2020-04-16；原載：《哲學研究》第20198期；作者簡介：王海東，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