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筆下的“道”，乃一切的宗師，宇宙的本原，世間的最高主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莊子》，第102頁)不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時間上，“道”都具有優先性。宗於大道，方可擺脫已有價值觀的羈絆，“韲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同上，第117頁)。超拔之後，既無人爲設定的禮制集權，更無機心與技巧，而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樣態。如是而行，則近道，可得逍遙。

與莊子的玄妙論述相比，維特根斯坦的論證，不僅明晰，而且更爲具體，也更充分。後期維特根斯坦，將每一個詞都置於相應的語言遊戲之中，根據具體的用法進行探討，表明語言的“意義即用法”(《維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第111頁)，而不是抽象地談論某個詞或者觀點。而所謂的”普遍性”，並不是一個”本質”，不過是一些相似性罷了，他稱之爲”家族相似性”。當然，他同樣反對相對主義，個體或每一事物皆有自身的特點，正如你的”牙痛”不同於我的”牙痛”，但這並不是説咱倆的”牙痛”毫無關聯，不可談論。他既要反對本質主義，又要向相對主義開火，同時還要顛覆柏拉圖以來的哲學觀，哲學工作在於診治語言病：“以語言爲手段爲反對對我們的理智的蠱惑所進行的鬥爭”(同上，第67頁)，發現“一些純粹的胡説八道以及理性在向語言界線衝撞時留下的腫塊”(同上，第69頁)，以便”給蒼蠅指出一條飛出捕蠅瓶的途徑”(同上，第143頁)。經由維特根斯坦的努力，現代哲學發生語言轉向，語言成爲哲學的核心問題——人類的一切認知，都經過語言的浸潤，不少哲學問題其實是語言誤用導致的。基於他的新哲學觀，一種語言實踐論的角度，對自我意識和他心問題給出了新穎的回答。自我意識的確立離不開自我的感覺，語言遊戲也是”從我所描述的感覺開始”(同上，第138頁)，我的“牙痛”總是伴隨着牙齒的痛感，而時下的機器人則只有”牙痛”這只”甲蟲盒”，里面卻毫無內容。這種體己的感覺還能區分爲意識狀態和無意識狀態。我在睡時夢到”牙痛”，但牙齒不會疼痛，也沒有痛感，那時的我説”牙痛”，與機器人輸出”牙痛”信號無別。

因此，主體的相似性是他心知的基本條件，如果李四是一個”意義盲人”，或者機器人的話，那麼不論張三如何偽裝都沒有意義——只要向李四輸入”牙痛”的指令，那麼他就會接收到相應的信號——輸出程序設定的信息，作出設定的反應。對他而言，不存在”欺騙問題”，你能夠欺騙某位友人，甚至是一條相伴多年的犬，但你無法欺騙一台計算機或者一塊石頭。與此同時，在感知情感體驗時，知覺、思維、語言、歷史和生活世界已經”先在”，猶如存在的境域，早已在場。張三説”牙痛”，當且僅當張三牙痛——這表明他學會了漢語，並且能夠正確使用；也暗含着他能夠正確遵守語言遊戲規則，能夠理解相應的文化傳統，“理解一個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種語言。理解一種語言理解一種生活形式”(同上，第112頁)，否則，他無法正確使用，也不知如何遵守規則。“遵守規則”也是一種實踐(同上，第113頁)，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並沒有誰時刻逼迫你遵守所有的規則，而是在生活之中，在語言的使用之中，潛移默化或是通過教化學會各種規則，並按其行事。有些時候還是集體無意識地”遵守”，盲目地使用規則。(cf.Wittgensiten，§219)

如果深入地反思我們是如何學會語言、如何遵守規則等問題時，不難發現我們早已接受了身處其中的那個生活世界，而一切懷疑和批判都是建基於其上的。其實，整體的信念系統、世界圖景、知識體系、語言遊戲與經驗常識，恰恰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這是我們必須得承認的——它們是其他信念的根據，也是自我存在和他心知得以可能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