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基於身體與空間關係的基礎上，段義孚提出了空間能力(spatial Ability)的概念(第六章)，空間能力其實基於身體或軀體對空間的感知基礎上形成的能力，是一種人和動物都擁有的能力，它相對於空間知識而言，後者為人所獨有， 正是基於身體這一特性，所以「空間能力本質上是活的（livelihood )，空間知識則不是」[2](P.74)。

 這種空間能力源自空間感 (sense of Space)，對於空間感這一概念，段義孚並未給出明確界定，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理解， 段稱空間感是我們的移動帶來的[2](P.118)， 比如當我們的手指在鍵盤上快速地飛舞，並準確地打出一行行文字時，我們對鍵盤上每個單元的空間感知就會體現出來，尤其是對比於一位不熟悉電腦輸入的人來說，兩個人對同一個空間(鍵盤)的不同空間感對比就會非常明顯。


四、地方感

空間與感覺有著難以割舍的關係，地方與感覺的關係同樣錯綜複雜， 段義孚問道:「什麽能做為一個地方的認同身份（identity)」? 或許就是這個地方的氣味(Aura)[2](P.3)，地方(Place)，在段義孚看來，是一個對象(object)[2](P.17)，一個能夠抓住我們注意力(Attention)的安穩的對象(stable object)[2](P.161)一個凝聚了價值觀念並且能夠棲居的對象[2](P.16)。是價值和養育支持（Value，Nurture And Support)的焦點 [2](P.29)。

我們對某一特定空間會形成特定的空間感，同樣我們對地方也會形成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如我們對故鄉的依戀(第十一章)，如果說空間感是因為人的移動或遷移而形成的，地方感則是因為人們遷移或移動的中止而形成。

當某一個點(locality)能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人們停留在那里，使得那個點成為感覺價值中心[2](P.138)，地方感的形成就得以可能，如果說我們的空間感是身體賦予的話，那麽地方感則是由人的心性(mind)運作而成[2](P.198)。從遊牧民到都市白領，都會對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形成一種地方感，盡管各自的地方感迥然不同，最典型的地方感就是戀地情結（Topophilia)。

所謂戀地情結就是人與地方或居住地之間的情感連帶（Tuan，1974)，簡言之，就是「人地情」，這種連帶可以是美學意義的，感覺層面的或情感方面的，即便是經常遷移的遊牧民也會有地方感。

盡管他們經常遷移，但其實是在特定區域內按照固定線路移動，每年停駐和紮營的地方因水草而可循跡，與定居的農業社會一樣，會形成了對某一地方(如「敕勒川，陰山下」)的特定感覺和情感(如「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

在地方感的意義上，段義孚認為，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就是各個成員對一個「大地方」注入情感，依戀和依附它。盡管成員們對其沒有多少直接性的感覺體驗（direct experience) [2](P.18)， 因此可以說，如果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主張成員通過想像建構了「共同體」國家 (Anderson，1983) 的話，那麽段義孚則認為是成員對一個「大地方」進行地方感的建構而形成民族—國家。

[2]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

（原题：地方感何以可能———兼评段义孚《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一书，2016/05 总第 37 期 JOURNAL OF ETHNOLOGY 民族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