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民族誌的反思趨勢之下，受20世紀中葉以來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及符號學等理論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對「什麽是真正的民族誌和民族誌文本」進行了諸多探討。最有影響的是1984年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等10位青年學者(8位人類學家，1位歷史學家，1位文學家)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聖菲的美洲研究院(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召開的「民族誌文本打造」研討會(《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即為此次研討會成果) 。他們從民族誌寫作和文本的語境、修辭、制度、意義、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文學對民族誌書寫和文本科學性、客觀性的影響。民族誌田野調查和文本是「從口述經驗到成文表述的根本轉變」，用斯蒂芬·A．泰勒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民族詩學」(ethnopoetry，現譯「民族誌詩學」) 。泰勒的這一提法不僅呈現了文學與民族誌在語境、功能、語言方面的關聯，也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詩歌界、民俗學界及人類學界民族誌詩學理論與探索。

作為詩歌、民俗學及人類學等理論或學科交叉的產物，民族誌詩學以丹尼斯·特德洛克和傑諾姆·魯森伯格1970年創辦的期刊《黃金時代:民族誌詩學》(Alcheringa: Ethnopoetics) 為標誌，這一囊括了詩人、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的民族誌詩學流派，「對部落的、口頭的詩歌的翻譯，進行實驗……強調部落詩歌自身所具有的價值」，「核心思想是要把文本置於其自身的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並認為世界範圍內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獨特的詩歌」，希望「在世界範圍內探討文化傳統，尤其是無文字文化傳統中的詩學」，以呈現部落口頭詩歌作為民族誌材料之外的文化價值和詩性可能。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極力呈現部落口頭詩歌的民族誌詩學實踐者們對部落或民族本土的口頭詩歌的翻譯和文本轉換，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呈現了某個民族和地方的詩歌所有口傳演述與文本記錄的民族誌價值及傳統，還為探討中國少數民族詩歌民族誌詩學性質的口傳史詩演述和書面文本翻譯、轉換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從民族誌的「文化書寫」視角看，西方民族誌詩學對部落口頭詩歌的翻譯及詩性轉換，其實也是民族和地方文化「挽救」性質的工作。就中國而言，20世紀70年代雖然沒有專門的民族誌詩學理論探索，但也真實地存在著民族誌詩學對部落口頭詩歌的翻譯及詩性轉換的史實和傳統。195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要求: 「我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市和自治區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本地區少數民族文學調查，編寫各個民族的文學史或文學概況。」在這一要求之下，壯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侗族等少數民族的口頭詩歌、民間詩歌的調查、記錄、整理及書面文本翻譯工作陸續展開，在此過程中，各少數民族的青年詩人也以此為基礎，開展了具有民族誌詩學性質的山歌、神話、傳說、史詩的整理、記錄及敘事長詩創作。

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各民族編寫組和團體整理、翻譯了民族史詩或長詩《嘎達梅林》(1951年)、《劉三姐》(1960年)、《格薩爾》(1962年)等，60年代成長起來的少數民族詩人創作了民族敘事詩和長詩《大苗山交響曲》(1954年)、《虹》(1956年)、《百鳥衣》(1957年)、《大黑天神》(1980年)等，這些成果說明，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存在著民族誌詩學對民族和本土口頭詩歌翻譯及詩性轉換的史實和傳統。在這一基礎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領域的學者及少數民族詩人也十分注重對民族本土民歌、民間長詩、神話史詩及口傳演述形式的民間詩歌的收集、整理及翻譯工作，這些工作在無形當中推進了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詩歌的民族誌詩學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