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傳媒研究領域，及時回應這種哲學和文化觀念的是加拿大的多倫多學派。伊尼斯認為，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性質的媒介會使信息傳播發生偏向，或偏向時間或偏向空間，而這種偏向將會導致不同的文明類型，即所謂「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 [16]在麥克盧漢那里，這種思想被進一步發揮成了那句振聾發聵的著名論斷——「媒介即訊息」 [17]。

「媒介即訊息」的內涵具有多個層面的多種闡釋。筆者認為，這一論斷的最大價值是哲學層面的，它與語言學轉向的哲學思考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媒介不只是信息的運載工具，何種性質的媒介產生何種性質的信息，媒介即是主體接受信息和把握意義的本體。多倫多學派的其他成員如哈弗洛克、昂格、海姆、德·科克霍夫等對唯有通過媒介信息才能構成我們體驗的內容的思想進行了更為細致地研究。

荷蘭當代學者德·穆爾總結說：「媒介不是透明的窗戶……它們卻是——把前面用過的一個隱喻加以拓展——不同顏色的眼鏡，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著我們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方式甚至決定了它們的內容。」 [18]進而，穆爾把這一思想繼續向前推進。他認為，對於未來人類的「後生命形式」而言，很可能將「移居賽博空間」，獲得與當下不同的生存方式。可見，在穆爾這里，已經不是「媒介即訊息」了，而是「媒介即生存」了。如此看來，無論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還是在文學活動中，傳媒都並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具有本體性地位的存在要素。

二、五要素文學活動範式的理論資源與初步探討

建構包含文學傳媒要素在內的五要素文學活動範式，首先必然以此前包括四要素範式在內的所有文學活動範式、模式為參照。此外我們還應看到，20世紀以來現代傳播學、語言學、符號學、文化理論的相關研究也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從傳播學視角來看，文學活動不過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特殊信息——文學信息的生產、傳播、接受和反饋活動。傳播學關於信息傳播過程的研究已經觸及到了文學活動理論的相關內容。如著名的H·拉斯維爾的「五W模式」 把一個信息的直線傳播過程概括為：Who（誰）/Says What（說了什麽）/In Which channel（通過什麽渠道）/To whom（向誰說）/With what effect（有什麽效果）。對應於文學活動，直線型傳播模式可以為我們標識出文學活動過程的作家（「誰」，有時指文學傳播者）、作品（「說了什麽」）、文學傳媒（「通過什麽渠道」）、讀者（「向誰說」）等構成要素以及文學信息的單線傳遞過程。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等人的雙向循環或反饋型傳播模式認為，一個信息的傳播過程應該是信息在編碼者、釋碼者、譯碼者群體之間來回循環往復活動。這給我們的啟發是，文學活動是文學信息的傳播與反饋的雙向動態循環。「四要素」文學活動範式已經采納了這種看法。 [19]馬萊茲克等人的系統模式把傳播者和接受者的人格結構、人員群體、社會環境、來自傳媒的壓力和製約等因素看成傳播模式中的組成部分，這提醒我們，任何文學活動都是系統性存在，任何文學信息的生產、傳遞、接受都離不開整個社會文化語境這個大系統和作家、作品、傳媒、讀者等各環節形成的小系統的制約。 [20]

[16]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17]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3頁。

[18]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麥永雄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頁。

[19]代表性說法是：「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讀者等四個要素組成的……文學理論所把握的不是四個要素中孤立的一個要素，而是由四個要素構成的整體活動及其流動過程和反饋過程。」見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修訂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20]參見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祝建華、武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原載《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 ）；《新華文摘》2009年10期摘編，《文藝理論》2009年8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