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所說的五要素活動論中的文學本體論采用的是20世紀重建形而上學派的現代哲學本體觀。這種現代哲學本體觀認為，本體不是與存在者存在整體相隔離的唯一的最後實在——某個特殊存在者。就是說，一方面不能把「存在」（本體）混淆於存在者，「確實不能把『存在』理解為存在者，enti non additur aliquanatura: 令存在者歸屬於存在並不能使『存在』得到規定」。 [8]與此同時，「不要靠把一個存在者引回到它所由來的另一存在者這種方式來規定存在者之為存在者，仿佛存在具有某種可能的存在者的性質似的」。 [9]

另一方面，存在或者本體並不脫離存在者，即「存在總是某種存在者的存在」。 [10]最後，這種存在或本體並不指存在者的「什麽」，而標識它的「如何」。存在者的「如何」實為存在方式。概而言之，五要素活動論中的文學本體是立足於存在者存在整體、標識存在者如何得以存在的存在方式。以標識事物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為本體，就打破了在事物諸要素中尋找出一個處於底層、根源地位的要素為本體的傳統本體論思想。存在方式必然由一定歷史場域中事物諸多要素之間的某種關係、結構來完成。

如此，事物本體範疇就必然由多個要素而不可能再由某個唯一的要素獨立擔當。文學也是如此。按照朱立元先生的理解，「文學既不單純存在於作家那兒，也不單純存在於作品中，還不單純存在於讀者那兒。文學是作為一種活動而存在的，存在於創作活動到閱讀活動的全過程，存在於作家－作品－讀者這個動態流程之中。這三個環節過程的全部活動過程，就是文學的存在方式」。 [11]換言之，世界、作家、作品、讀者都不具備單獨擔當文學本體範疇的資格，但同時又都是文學的本體性構成要素，同時都具有文學本體地位。

那麽，文學傳媒是否可以與傳統四要素一樣進入文學本體範疇呢？以傳統眼光視之，傳媒不過就是信息傳播的工具，工具為「末」而非「本」，文學傳媒也不具備本體性質。實際上，這種判斷一方面沒有看到上文所說的傳媒在現代社會權力場中地位的變化和強勁走勢；另一方面還不完全具備20世紀西方哲學和其他人文學術研究提供的現代知識視野。人們常說，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一次革命是發生了語言學的轉向，這次革命和轉向的一個重要成果是破除了是語言符號為工具的傳統觀念，而確立了語言、符號對個體人生在體驗、感受、認知外在世界和人類文化在意義生成過程中的本體或存在性地位。英國語言學家L.R.帕默爾說：「獲得某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某一套概念和價值。在成長中的兒童緩慢而痛苦地適應社會成規的同時，他的祖先積累了數千年而逐漸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見也都銘刻在他的腦子里了。」[12]

卡西爾則認為：「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對實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對面地直觀實在了。……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 [13]費斯克也認為，符號學強調的是「唯有在我們所屬的文化里，透過其概念與語言的結構，我們才能認識這個世界。」 [14]這一點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中西方理論界已經達成了的一種共識。而隨著20世紀現代傳播媒介、傳播方式的發展，一個新的事實讓我們看到，文學語言這種符號媒介要在上面筆者所說的載體媒介、製品媒介和傳播媒體中才能實現自身存在的。王一川先生說得好：「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時首先接觸的不是它的語言，而是語言得以存在的具體物質形態——媒介。文學總是依賴一定的媒介去實現其修辭效果的，媒介是文學中的重要因素。」 [15]

如果語言學詩學的思路——語言已經成為了文學的本體性構成要素——是有道理的，那麽，相類似的本體性構成要素已不單單只是語言，而應擴展為包括語言在內的範圍更廣的所有文學信息的傳播媒介，即所有文學傳媒要素。

[8]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0頁。

[9]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3頁。

[10]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7頁

[11]帕默爾：《語言學概論》，李榮等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48頁。

[12]朱立元：《解答文學本體論的新思路》，《文學評論家.》，1988年5期。

[13]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

[14]John Fiske：《傳播符號學理論》，張錦華譯，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53頁。

[15]王一川主編：《文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

（原載《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1期 ）；《新華文摘》2009年10期摘編，《文藝理論》2009年8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