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將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統一起來向世界擴張，中國的這兩種力量卻相互矛盾，前者遏制與消滅後者。海禁扼殺了中國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的生機，這是中國的災難，海禁對中國民間航海貿易與拓疆事業的破壞是致命的。雷海宗先生認為，明代是一個「整個民族與整個文化已發展到絕望的階段」，「在這種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線的光明，就是漢族閩粵系的向外發展，證明四千年來唯一雄立東亞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絕境，內在的潛力與生氣仍能打開新的出路。」 遺憾的是，這最後的一線光明也將被撲滅。中國海禁，也是西方的機會。從非洲沿岸、美洲沿岸、印度次大陸與東南亞的重要港口，一直到中國的澳門與臺灣，都在西方人的控制中，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暢通無阻。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在一浪一浪的野蠻擴張中逐步建立。1433年的世界仍是東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西方化了。

紀念鄭芝龍，是因為我們曾經用過多的熱情與想象、過少的理性與反思地紀念鄭和，是因為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反思，在紀念鄭和代表的皇家遠航的背景下，回憶歷史上中國民間航海貿易拓殖力量的遭遇。紀念鄭芝龍的意義是，追問朝廷厲行海禁政策後，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傳統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恢復，重出外洋？帝國官方的船隊停止下洋後，中國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挑戰西方的擴張？這種力量是否可以持續發展、這種機會是否可以重新再來？中國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競逐富強的力量與機會，究竟蘊藏在何處又失落在何處？

大明皇朝厲行海禁，對外給西方擴張勢力讓出外洋，西方擴張勢力乘虛而入；對內摧毀了中國自身近千年來發展起來的強大的航海貿易與移民拓殖傳統，同時也給自身制造了敵人。海禁出海盜。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討海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為海盜。海禁愈嚴，盜氛愈熾；盜氛愈熾，則海禁愈嚴。如果法律是殘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對朝廷海禁政策制造出的海盜，我們今天應該有準確公正的理解。海禁開啟的衝突不斷加劇，厲禁而盜興、盜興而寇入。無可奈何時，只得重新開海。隆慶元年，朝廷迫於壓力，終於開放海禁，「准販東西洋」，指定「發舶地」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約150艘中國帆船從這里領「引票」放洋。

禁海嚴，開海難。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須面對武裝組織的西方擴張勢力，二是必須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與防範。海禁200年，中國海商與移民的世界環境，已與當年完全不一樣了。過去中國人面對的世界大洋是一個無組織性的自由世界，中國海上勢力在技術與規模上，都享有絕對的優勢。如今中國已在西方擴張浪潮的邊緣，他們面臨的西方擴張主義者，既是從事貿易航運的企業，又是從事征服與殖民的軍隊與政府。面前是強大的西方擴張勢力，身後是嚴酷的內陸朝廷，中國海商重出外洋的處境是進退維艱的。從禁海到開海，中國內陸政權面對海洋的政策有所變化，但根本立場與理念卻沒有變化，朝廷既不鼓勵海外貿易又不鼓勵海外移民。開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開海是有限度的，必須加以限制、防範：一是限定發舶地；二是限定每年發舶數量；三是限定過番時間；四是限定海船式樣與軍器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