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海洋的中國海商，一開始就陷入一種二難困境中：沒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就無法挑戰海外西方擴張勢力；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又無法見容於中國內陸政權。陷入困境的中國海商，再次面臨著艱難的選擇：面對西方擴張的海上，是作為挑戰者還是犧牲者，面對中國保守的內陸，是作為海商還是海盜。開海已使海盜歸位為海商。限制性開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盜。暴虐的政府害怕百姓船上的炮口指向自己，卻不擔心這些毫無抵禦能力的商船會被異族的炮火摧毀。面對西方擴張的強大對手，個體自發結構鬆散的中國海商，或者組織武裝起來，生存發展下去，或者被消滅。海禁復開，海盜歸位為海商。迫於西方擴張的競爭和中國當局的限制、壓迫，再次陷入困境的中國海商又重歸海盜。西方王室與教會支持海外政治經濟與宗教文化擴張，中國朝廷則限制、扼殺民間自發的海外擴張衝動。海禁復開半個世紀，個體海商在艱難殘酷的環境下整合為武裝海盜集團，只有以西方的形式才能抗爭西方的擴張。中國海商海盜組織自己的船隊，在甲板上裝上從葡萄牙人賣來或荷蘭船上搶來的大炮，出沒在西方人的航線與港口，東南亞各島各港的華族移民與土著，都是他們天然的統一陣線，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盜頭目李旦，已經以平戶為基地，基本上壟斷了福建、臺灣、日本、菲律賓間的海上貿易。此時的中國海商海盜集團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的重商主義勢力。

三

紀念鄭芝龍是紀念中國民間海上英雄，是紀念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段海上盛世，鄭芝龍以海商-海盜的身份整合了中國民間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撫的「海防遊擊」的身份，整合了中國內陸皇權軍事力量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束了內部陸地與海洋、官方與民間勢力的衝突，重出外洋。

鄭和是沒有後人的，與其祭奠鄭和，不如祭奠鄭芝龍。1624年福建巡撫南居益請大海盜李旦從中勸說據守澎湖的荷蘭艦隊退走臺灣時，鄭芝龍還是李旦手下的一員幹將。鄭芝龍出生在福建南安的石井，曾在澳門經商，為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做過商務通事，能說流利的葡萄牙語，可能還是受過洗的天主教徒。他在遼闊的遠東水域從事貿易，劫掠商船，去過馬尼拉，在日本九州平戶島娶了當地的一位日本姑娘。1625年大海盜李旦、顏思齊死後，鄭芝龍接替他們成為海盜集團的寨主。

鄭芝龍的歷史意義不在於他成為最大的海商海盜集團的頭目，而在於他設法取得朝廷的招撫，使海商海盜集團合法化，統合內陸政權與海上民間勢力遏制西方擴張，重建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只有在中國海三方勢力衝突的格局中，才能理解鄭芝龍的業績。西方擴張勢力進入中國海域後，海上衝突就有三種力量，西方擴張主義者、代表中國內陸朝廷的水師與中國民間海商海盜。這三種力量相互攻擊也時而聯合，朝廷可以聯合西方勢力「以夷破賊」，民間海盜也可以聯合西方勢力騷擾中國海岸打擊官軍，但在官民衝突中內耗的總是中國力量，西方擴張主義者不管聯合哪一方，都是得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