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可見於德里達的論說：「符號（能指）指涉概念（所指），概念又指涉世界，從而使我們得以把握……世界；……但是符號與所指之間的區別，又意味著沒有任何符號可以完全（即沒有歧義地）等同於它所指涉的對象；符號並非直接指涉事物，而是指涉其它符號，其它符號也同樣是指涉另一些符號。」(30)

在羅蘭·巴爾特看來，這似乎可以成全一種無限圓滿的「意義神話」或者他所謂的「文本的愉悅」，但是「意義」不斷被延緩、衍生和變化，並不能解決「意義本身」的問題。在一般的文學閱讀中，這也許可以帶來某種「愉悅」，不過信仰或者價值的問題畢竟很難從屬於這種「審美的統治」。因此庫舍爾(Karl-Josef Kuschel)做出了歸納：「符號理論的存在，有賴於它洞見了『洞見在本質上的不可能』；其意義產生於對所有符號的『終極無意義性』的認識；其真理則是描述『人類可能不存在絕對真理』的事實。」(31)

「他者」(otherness)可以說是「延異」的衍生概念。正如米勒(J.Hillis Miller)所論：「在德里達的全部著作中，『他者』的概念都是最重要的，即使有時是使用不同的稱謂或者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延異』」(32)就「他者」概念的文學可能而言，它本是對「主體」的「自我合法化」有所製約，亦即當代西方文論所特別強調的「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互動、或者「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動。前者即文學敘事的「互文性」關係（inter-textuality，文本間性），後者則是所謂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

比如熱奈(G.Genette)用「顯文本」(hypertext)和「潛文本」(hypotext)指稱喬伊斯的《尤利希斯》和荷馬的《奧德修紀》之間的「互文性」關係；克里斯托娃(J.Kristeva)將文本界定為「一種互文性的文本排列：在一個給定的文本空間里，來自其他文本的不同話語相互交合」；羅蘭·巴爾特也認為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性的，「任何文本都是以往之引文的新的組合」；在巴赫金(Mikhail Mi khailovich Bakhtin)那里，「互文性」則指向一切「話語」都具有的「對話」因素，所以中世紀的「戲仿」(parody)和「滑稽」(travesty)才會在現代小說中得到特別的應用(33)。「主體間性」與「互文性」的概念相呼應，同樣是在否定單一敘事主體和單一敘事文本的前提下，建立一種「他者」的參照關係。就某一特定的閱讀活動而言，「互文性」與「主體間性」的文論視角有助於消解「話語」和「敘事」背後的「權力」，並在「間性」之中建立相互協調、相互參照的意義。

然而「文本」與「意義」的關係，最終是要指向消失在多種閱讀可能之中的「意義本身」(meaning-ness)，而非任何一種具體的「意味」(significance rein terpreted)。如果僅通過不同「文本」之間、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才得以形成「間性」關係，僅讓兩種並沒有根本差異的「期待視野」互為「他者」，那麽這種「期待視野」無可窮盡、「他者」無可窮盡，「意義」仍然會在「敞開性」之中搖擺。也有西方研究者意識到上述理解的危險：「在後現代的理論中，『他異性』(otherness)基本上是指『他人』(the other)；而無論在原則上否認了解或者理解他人，還是將他異性視為對自身存在和價值世界的一種威脅，這兩種態度沒有很大的差距」。因為「來自修辭學和文化意義的他者、差別或者他異性，太容易轉換為種族仇恨和民族主義的偏執」(34)。上述的兩種「他者」其實同樣基於單一主體的話語系統，即：或者「將他人納入我們自己的觀念範式」，或者判定「我們與他人……「沒有任何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礎」。無論作何選擇，「他者」都只會成為一種「修辭學的填充物」(rhetorical place-filler)，世界都只會「被縮減為一個文本的疆域」(35)。這是過度的「詩性詮釋」注定要導致的結果。

(30)轉引自Garrett Green,The Hermeneutics of Difference:Barth and Derrida on Words and the Word,Graham Ward,Bath,Derrida and the Language of Th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93.

(31)Karl-Josef Kuschel,Laughter,translated by John Bowden (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1994) 36.

(32)J.Hillis Miller,Derrida's Others,see Jacques Derrida:th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Aeynep Direk and Leonard Lawlor,volume III (London:Routledge,2002) 325.

(33)Studying Literature:The Essential Companion,edited by Paul Goring,257-258.

(34)Norris,Truth and the Ethics of Criticism,57,104,see David P.Haney,The Challenge of Coleridge:Eth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Romanticism and Modern Philosophy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177.

（作者簡介：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原文出處：2006 年 08 期 長江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