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兼有學術和廣闊文化背景的是 , 後現代思潮的興起。而對科學實踐哲學的地方性知識概念形成有較為直接影響的學術背景是在這種思潮下SSK的實踐研究的興起。事實上 , 關於普遍性知識的本性問題 , 在科學知識中曾經被視為不容置疑的問題。人類學中雖然有了地方性知識的湧現 , 也帶來了對於科學知識的普遍性本性的質疑。但是 , 這種質疑在人類學中是不能完成的。至多使人們意識到 , 伴隨著西方現代化過程、殖民化過程在全世界展開 , 也同樣有一種代表了西方知識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對於其他民族自然知識的征服過程。所以需要在科學內部產生這種對於普遍性知識本性的質疑活動和實踐。而 SSK 後期中對於科學實驗室研究的關注 , 極大地推動了科學實踐的研究 , 而每一個實驗室的獨特性 , 科學實踐作為活動的特征 , 使得科學家在上手的世界(海德格爾語) 的實踐操作成為一種獨特的研究分析工具和闡釋力量 , 形成了除人類學、民族誌的文化研究之外的另一種力量 , 直接推動了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地方性知識概念的提出和形成。

2以吉爾茲為代表的人類學視野中的地方性知識概念、特征及其問題以吉爾茲為代表的人類學的地方性知識概念 , 是與民間性模式 (folk model) 有關的知識概念 , 按照吉爾茲《地方性知識》的譯者王海龍的歸類 , 它屬於闡釋人類學四個研究方面中「後殖民與後現代話語」部分 , 而不屬於闡釋人類學的認識論部分。按照譯者關於吉爾茲及其《地方性知識》的導讀解釋 , 它是一種具有本體地位的知識 , 即來自當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東西 , 固有的東西。地方性知識概念的提出被認為是吉爾茲的最為重要的學術成就、貢獻和對學界的最具影響之一。

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概念也不是他的獨創的概念 , 應該說它源於「ethno - 」有關的知識考察或者和「ethno-sciences」有關的知識概念。那就是人類學家在探討和研究西方之外的文化傳統時對西方以外的自然知識在其西方的「science」詞匯之前加上了詞頭「ethno-」, 以表示這些知識與本土的種族、民族有關的、離不開這些地域的 , 或者在這些地域之外沒有的、在這些民族或種族之外如西方沒有的自然知識。

事實上 , 對於這些知識的考察是很早就開始的事情 , 例如 , 屬於「ethnosciences」之一的、被稱為「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 的系統研究在西方傳統中就有很長的一段歷史了 , 最早在民族植物學方面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和伊斯蘭區域的殖民化和地理學探索〔2〕。而這個學科的名稱被稱為民族植物學也已經有 100 多年了 , 它最早產生於美國 , 在 1896年 ,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植物學家哈什伯傑( Harshberger.J. ) 把民族植物學定義為「:  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 20 世紀這個學科被重新定義為「研究人與植物之間相互作用的一門科學」①。

在探討各地和各國的法律時 , 吉爾茲利用闡釋人類學的觀點和方法 , 充分探討了伊斯蘭法律和印度教法律的地方性特性。特別是對印度教的法律的探討 , 充分體現了它的地方性特性。吉爾茲指出 , 「……法律與人類學 ……兩者都致力於在地方性實際狀況中看到概括性的原則」〔3〕。譬如 , 印度法律「……在其普及的過程中 , 印度法律將與之相遇的東西都變得各自獨具特色。其領域呈顆粒狀 , 將一種高度普遍性而又高度抽象和形式分化成一群高度個別化而又高度具體的許多個體現象表現出來 , 是一個化身的世界」〔4〕。



（原載 2007 年11月《自然辯證法研究》 第 23卷 第11期，88-94頁 / (作者單位: 清華大學 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 , 北京 100084)作者簡介 : 吳彤 (1954 - ) , 蒙古族 , 內蒙呼和浩特人 , 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 , 教授 , 博士生導師 , 主要研究方向 : 科學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