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布爾迪厄而言，品味正是一種階級的標誌，對資產階級與平民階級進行分類，在「區辨」的過程中，透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多重交換，使特定階級得以「秀異」，乃至「秀出象徵權力的優異」

（劉維公2008:  170）。品味的區辨及秀異，表現為生活風格（life  style）的形成、事物的區分和選擇、習性的形塑與複製等各種層面（石計生2006:

446；周新富2005:  38）。布爾迪厄認為文化消費、生活趣味等，無異於階層鬥爭的場域──品味的區辨是社會身分的競爭，也是一種象徵性的鬥爭，通常是微妙而不受注意的，而鬥爭的目的則關乎實踐的合法性

（朋尼維茲2002:  132-35）。品味不是天生使然，也不是純粹的體驗，而是後天造就，它來自於社會的建構，也同時在維持並複製社會建制。

品味的運作，屬於廣義的日常實踐；儘管一定程度受到場域與習性影響，但主體仍不停判斷所置身的情境，衡量各項條件後，有意識或

下意識地實踐各種行為。在布爾迪厄的語境下，主體是一個社會施為者

（agent），而不是社會行動者（acteur）（朋尼維茲2002:  106）。布爾迪厄認為，「行動者」標舉的是自由決定的能力，它的任何行動都來自於它的自由選擇，而不受外在社會影響；在這種觀點之下，客觀因素幾乎難以對行動者形成作用──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可為這種想法的代表；相反地，布爾迪厄用「施為者」（agent）來取代「行動者」一詞，是要強調「施為者」雖然具有能動性，但卻受到特定社會中的物質條件所製造出的習性所影響（Bourdieu  1977:  72-74）。布爾迪厄所說的實踐，也不是太艱深的理論術語，而是在非常廣義的脈落下使用，指的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實際行為、一般活動（高宣揚2002: 183-84）。他還使用「方程式」來說明日常生活的諸種實踐：

〔（習性）（資本）〕＋場域＝實踐（Bourdieu 1984: 101）

習性、資本、場域，這三者相生相成，在複雜的交互作用中構成了人的日常實踐模型。人的確有理性，但也不能說全然理性；有高度自覺、考慮再三的抉擇，也有許多下意識的行為或判斷；更有許多結構性的因素，左右著你我的現實處境與認知型態。出於這樣的觀點，布爾迪厄在《實踐理性》（Raison Pratiques, 1994；Practical Reason）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反對那種「將任何不是出於獨立思考、絕對自覺的行為，一概斥為非理性」的主張（Bourdieu  1998:  vii-viii）；反之，他推薦了一套立基於習性的，用以說明人類實踐模型的社會學系統。

在布爾迪厄的想法裡，獨立於社會條件外的理性，不可能成為人們真正的導引。為了反駁那些忽視社經脈絡的行為理論，布爾迪厄強調：實踐是對社會遊戲規則的自發性瞭解的產物（石計生2006:  448），實踐邏輯絕不等同於理論邏輯。換句話說，一旦使用任何描述實踐邏輯的工具，定將摧毀人們的實踐邏輯（Bourdieu  1998:  82）。進一步說，人的實踐理性是建立在習性之上，而非以純粹的自由意識去執行理性行

為（例如康德式的純粹實踐理性，或者沙特式的「誓言式的」實踐原則）

（Bourdieu  1998:  88）。習性與人的諸多稟性（dispositions）相關，既是社會機制內化於人們心智結構的產物，同時也是人們在特定社會機制中不斷建立、改造的結果（高宣揚2002:  194）。可知，品味、場域、實踐與習性，在彼此的多重影響下，具有相互生成的關係。人必將在場域中形塑習性，又在習性與文化資本的多重交換中，極其複雜地實踐，進而持續改變場域（高宣揚2002: 185-86）──布爾迪厄以此描摹出一個社會

人的行動模型（朋尼維茲2002:  98-118）。習性出於歷史，先在於個體的

實踐，又透過實踐去形塑未來的習性與場域（葉啟政2000: 489）──那是預先建構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的、已被建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Bourdieu  1990:  53）。習性不等同規範，但它構成了社會運作的潛規則，大至國家社經制度，小至個人行為舉止，影響的層面無邊無際、無所不在。

布爾迪厄的「通俗」批判，駁斥了為數眾多的哲學美學與藝術美學思潮。他意欲將所有利益導向的、感官逸樂的、政治算計的、金錢考量的因素，全納入品味觀的建構中──這樣的作法是強調了現實的因素，也可視為對廣義的哲學美學之迎面直擊。不妨引一段文章來為他的「通俗批判」做出歸結：

我的目標是透過自己的努力，使人們不再對社會世界進行無稽之談。荀白克有一次說，他之所以作曲，就是要讓人們不再能夠譜寫音樂。而我之所以著書立說，就是要讓人們，首先是那些被賦予發言權的發言人，不再能針對社會世界製造那些表面上聽起來酷似音樂的噪音。（華康德2009: 97-98）4

4   此為華康德引述布爾迪厄的說法。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