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鑑賞或評價固然關乎品味，但在布爾迪厄看來，即連室內裝飾、買家具的地點、喜愛的服飾風格、讚賞的友人類型，乃至喜歡用以招待朋友的菜色等，凡此種種也都涉及品味──而一切品味的形成與運作，其實都屬於主體在社會中的實踐。布爾迪厄論品味與社會建制之關係的最重要著作《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1979；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其副標題已透露出對康德《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Critique  of  Judgement）的不認同，在附言〈對「純粹」批判的一種「通俗」批判的若干因素〉更明白表示要以「通俗批判」來反對康德式的「純粹批判」（Bourdieu  1984:  485-500）。布爾迪厄堅決反對無關乎利害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學（Bourdieu  1984:  4-5），他採用大量的問卷調查與數據分析，導入了習性（habitus）、2 實踐（practice）、場域（field）等關鍵概念（葉啟政2000:  484-86），駁斥了康德式的美學潮流。在布爾迪厄看來，康德美學強調的無關乎利害，其實忽視了社會、文化與歷史的現實運作，這些層面都影響了品味的建構，而品味與判斷必然牽涉到各方面文化資本或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交換。對於康德以降的美學風潮，包括反本質主義的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派哲學圈，和當時藝文界流行的形式主義等論調，都遭到布爾迪厄調侃：

建立了審美通念的那些預設，幾乎是所有人──至少是那些在大學任教的人──都接受的。對此，更好的證明或許是，就連那些最急於在詩歌或文學的古典定義當中，清除本質主義謬誤的維根斯坦流派哲學家，也像是恍神一般，到處在援引「藝術品的超然無私」與其不計功能，或者是堪稱為在文人雅士的圈子當中最無所不在的、形式主義的陳腔濫調，所謂「對於事物的無關乎利害的感知」。（Bourdieu 1996: 287）3

受康德影響的美學和藝術學，多半強調一系列彼此相關的概念叢， 諸如「無原由、無功能、形式優先於內容、無關乎利害」等──例如史卓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認為「藝術的功能就是沒有功能」，或者像赫爾姆（Thomas  Ernest  Hulme），認為對藝術的凝視（contemplation）是一種「超然的關注」（detached  interest）（Bourdieu  1996:  285）。在布爾迪厄看來，受康德影響後的藝術學，是想將藝術之創作與對藝術之觀看， 建構出具備普世性的理論（Bourdieu  1984:  497）；但這樣一來，對作品的解釋，及對觀看作品的主體之想像，無異於形成了「雙重的去歷史化」（double dehistoricization）（Bourdieu 1996: 285）。

布爾迪厄非常強調美學的歷史向度，他堅決認為，任何想要將美學純粹化、使個案普遍化的思維，都是對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忽視（何明修2003:  7）；就算藝文界的雅士與行家所宣稱的審美體驗或玄秘的藝術創作經驗為真，這些說法也還是忽視了歷史形塑的作用（Bourdieu 1996: 286）。對布爾迪厄來說，品味絕非放諸四海皆準，而是受到社會中各種場域所制約。不論是面對藝術作品，或者面對尋常事物的「眼光／眼力」（eye），都是多重場域、教育與習性交相影響下的產物──人絕不可能脫離歷史的脈絡，而進入一種「純粹的觀看模式」，因為就連這種「純然凝視」也是歷史的一種創造（Bourdieu  1984:  3；1996:  288）。是以在他看來，康德對鑑賞行為與判斷力的分析，是完全反歷史的（Bourdieu 1984: 493）。布爾迪厄也多次強調，康德美學的純粹品味，其實建立在對俗眾品味的唾棄與厭惡上，其本質是純粹否定的，是對一切「淺薄」的排斥（Bourdieu  1984:  486,  488,  499-500）。而這樣的美學說到底，只不過是另外創造了一種「反自然」（counter-nature），並且以一種特殊的編碼－解碼系統，藉著教育為手段（Bourdieu  1984:  2；宋國誠2012:  92），維護了已占有文化資本的一方：

藝術「創造」產生的世界不僅是「另一種自然」， 而且是一種「反自然」，一個以自然的方式但是通過與一般的自然法則──舞蹈中的重力法則、繪畫或雕塑中的欲望或愉快的法則等──對抗而由一種藝術昇華行為產生的世界，這種行為註定要完成一項社會合法化功能：對低級的、粗俗的、庸俗的、唯利是圖的、貪財的、奴性的享樂的否定，總之，對自然的享樂的否定，同時包含著對那些懂得從昇華了的、文雅的、高雅的、無關乎利害的、無動機的、自由的愉快中獲得滿足的人的高尚行為的肯定。（Bourdieu 1984: 491；布爾迪厄2016: 777）

2  中譯或為「習性」、「慣習」、「生存心態」。以上三種翻譯方式都有學者採用。周新富指出，“habitus” 原為拉丁語，最早用於經院哲學對Aristotle 的詮釋，由“hexis” 一詞轉換而來；拉丁文原意為生存的方式或服飾，後來衍生出體格、氣質、性情、稟性等含意，意味著生命的姿態和性情（2005: 30）。

3 “disinterested” 當是「無關乎利害」，指稱主體的一種特定情境；而若此情境被後設地視為事件，則事件本身還是有其「利害關係」的；是以，我選擇將“disinterested”   譯成「無關乎利害」，而非「無利害關係」。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