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資本的形成：未盡議題

如上文所述，文化資本的形成有賴於主流文化對多樣性的慣習進行分類和高下判別。針對這一過程，有四個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深化。

(一)制度環境

主流文化的建構與其所處的制度環境息息相關。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在某一制度環境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現象，在另一制度環境中可能是一種文化禁忌。因此，主流文化對於慣習的分組和評判自然與制度環境緊密相連。被某一社會的主流文化認可的慣習，有可能會被另一社會的主流文化所摒棄。這方面比較典型的研究是對東亞社會的考察。

眾所周知，東亞社會與布迪厄所研究的法國社會有很大的不同。

在東亞社會以考試成績為導向的制度環境下，那些在法國被視為高雅文化的活動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可能非常有限。更有甚者，在所謂高雅文化上花費太多時間和精力有可能會擠占學生學習的時間，從而帶來負面的學業效果。有韓國的經驗研究發現，文化資本的特定測量與學業表現之間呈現了顯著的負相關關係(Byun，Schofer & Kim，2012)。可見，什麽樣的慣習可以成為具有“變現”能力的文化資本是與制度環境緊密聯系起來的。在過往的研究中，對不同社會的制度環境的社會學考察仍顯欠缺。很多時候，學者只是簡單地以國別進行劃分，沒有深入探究不同國家和社會究竟哪種制度設計改變了對慣習的文化認定(Gaddis，2013)。

(二)文化再生產與文化流動

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強調了家庭背景對於慣習的強大塑造力。一旦慣習形成，慣習擁有者與非擁有者之間便形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然而，這一理論假設在後續社會學者保羅·迪馬喬(Paul DiMaggio)的研究中受到了挑戰。迪馬喬提出了文化再生產和文化流動兩個概念(DiMaggio，1982)。與文化再生產相比，文化流動強調弱勢群體的子女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來拉近自身慣習與主流文化的距離，從而獲取文化資本。

迪馬喬的這一主張也得到了一定的經驗支持。例如，有研究發現，優勢階層培養子女文化資本所采用的教養模式會被非優勢階層模仿，從而縮短了他們子女一代文化資本的差異(Roksa & Potter，2011)。此外，在現有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將關注點放在家庭背景以及父母對於子女的文化資本的培養上，很少觀察子女自身的能動性活動。

近期的經驗研究發現，子女在意識到自身的文化資本劣勢後，並不必然如布迪厄所描述的那樣放棄了努力，而是積極主動地從學校以及非學校的文化環境中汲取文化資源，從而彌補自身的文化資本不足(Kisida，Greene & Bowen，2014)。這些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迪馬喬的文化流動理論，即文化資本的差異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能夠通過後天的努力逐漸拉平的。那麽，何種情境下文化再生產理論具有現實的解釋力，何種情境下文化流動更為可能，則應當是需要進行經驗研究的問題(Hu et al.，Forthcoming)。

(三)脫離主流文化的文化資本

無論是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理論，其基本的前提都是預設了某種和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慣習。兩個理論的區別只在於來自弱勢階層的群體後天獲得這種慣習的可能性。從本質上講，這種分析思路依舊強調文化的層次性，擁有不同社會背景的個體努力向某種“高端文化”靠近，從而獲取文化資本以將其轉化為現實的學業成就。但是，這一分析思路在近期有關弱勢群體的研究中受到了質疑。例如，針對美國黑人群體的分析表明，在黑人群體中存在一種他們共享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提升其群體的歸屬感，甚至提升他們在學校中的學業表現(Carter，2003)。因此，有學者將這種少數族裔特有的且與主流文化之間存在張力的文化稱為文化資本或者文化財富(Yosso，2005)。可見，對於文化資本的這種界定與傳統的亞文化分析更為貼近(Yinger，1960)。和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界定不同，這裏的文化資本並不是和主流文化相關的，也不必然和優勢階層地位相關。這些研究所強調的，是那種非主流群體固有文化價值能夠帶來積極作用。這一分析思路無疑進一步拓寬了文化資本的研究邊界。考慮到現代社會人們的社會歸屬(social belonging)日益碎片化(Simon，2008)，特定維度的社會群體所具有的文化及其社會意義(作為資本的轉化)無疑應當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分析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