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試談儒學的創造性轉化(論綱)(4)

近20年來,海內外學者的交流互動十分頻繁,相互啟發,推動了學術創造。西方反本質主義、反普遍主義的思潮也影響到漢學界。誠然,我們充分肯定這些學者的思考及其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把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歸結為關係主義、角色倫理。否則,就會消解儒學深層的超越性與終極性。此外,已故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對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熟人社會"的一套講法也是有限度的,無限放大了,就會看不清傳統社會與儒學的優長,以為傳統儒家理念只限於私德,無助於現代陌生人社會中公民道德的建設。

關於儒學現代重生在實踐領域的諸層面:

在國家層面,應有文化自覺,在指導思想上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為主,推動全民教育,首先是在體制內的教育中,在國民教育層面,回到以儒家教養為中心的四書教育上來。


在社會層面,在城市社區與農村鄉鎮,把弘揚傳統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規範冠婚喪祭之禮,適當恢復民間組織與民間信仰,倡導民間書院及自由講學,逐步復興民間社會與民間自治。同時積極建構公司文化,恪守職業倫理。

在家庭層面更是要自覺復興孝道,建設和諧家庭,在個人層面上堅持君子人格,強調知行合一。

我國需重建真正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仰系統,即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這些價值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儒家若幹價值觀念,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原則,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等普世價值,不乏溝通之處,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完全可以整合起來。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積累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地發展。在法治社會的前提下,構建現代文明,建設公民社會的倫理體系,需要傳統思想資源特別是儒學的支撐。當前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官員、教師、高級管理人才的心性修養與人格培養;二是普通國民的倫理底線與道德素養。傳統文化的教養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義。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與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總的、長久的。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與溫、良、恭、儉、讓的品行來美政、美俗,養心、養性,是歷史上儒家教育的傳統,值得我們借鑒,將其用於今天公民社會之公民道德的建設之中,這也是我們今天構建和諧、文明的現代中國社會的需要。

王陽明強調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傳習錄》下)又說"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傳習錄》中《答聶文蔚》)又稱"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顯然,良知就是至善本體當下朗現於是非知覺之中。這種是非知覺(自然靈昭明覺)必然蘊含著人決定一個道德選擇的方向,應當如何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天理。陽明又說:"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傳習錄》中)很明顯,良知就是至善本體在是非知覺上的當即呈現與當下辨別,或者說是由對是非知覺當下判斷所體現的至善本體。在我國重新復興致良知教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原載鄧輝等主編:《東方哲學》第九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10月,第3-10頁)(愛思想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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