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概念中，“國家”跟“社會”是“二分法”式的對立政體，在社會科學領域稱為“市民社會”（civic society），“市民社會”概念就是跟政府相對的。中國相反，從國家到社會，從政府到人民完全是一個統一體。

在西方，市民社會從近代產生以後，到現在為止已經變化了很多。目前西方社會每個個體之間大都處於對立與對抗狀態，而東亞社會的儒家文化圈不是這樣，我們的社會與政府是連續的統一體。因此，對以往的西學東漸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為我所用。

一是要找到屬於中國的命題。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後，逐步建立起微觀層面的社會科學。這是因為之前，西方已經確立了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社會科學，從宏觀發展到中觀，隨後發展到微觀這個階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國還沒有走過從宏觀到中觀這兩個階段，一下子到了微觀，這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這也說明，亟需中國在學科建設上要迎頭趕上，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上找到屬於中國的命題。

二是要建立成熟的知識體系。要意識到，沒有一個成熟的知識體系，於政治、於社會、於經濟都會是有害的。西方對“professor”的定義是職業的知識創造群體，是知識創造者，而不是我們翻譯進來的“教授”。“Professor”不只是自身學科知識的傳授，而要進行自己學科的知識創造。

在社會領域，沒有一個能夠解釋自身發展的自主知識體系，會對政治產生負面的影響。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沖突》中講到，近代以來的土耳其是完全西化的典型代表，是迷失方向的國家。如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沖突與戰爭，很多都是其所處的知識體系的西化與自身知識體系的缺失導致的。

所幸中國的實踐沒有被完全西化。一個國家的制度經驗只能適用於本國發展，學科中的知識體系建設與應用也是一樣。中國一直在實踐中尋找中國化的特色。中國共產黨強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孫中山先生早期想把西方的制度搬進來，比如三權分立體制（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後來孫中山先生又試圖將傳統與實際結合，把中國歷史體系中的監察權、考試權加到里面，形成了中國語境下的“五權憲法”。孫中山先生起初選擇的三權是西方文明演變的邏輯，後來他選擇中國的兩權是對中國文明進行篩選的結果。盡管“五權憲法”並沒有成功，但這表明即使孫中山先生也在思考西方的東西“中國化”問題。當然，“中國化”方面最成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最近一段時期，經濟學界在討論相關的經濟問題時，提出的觀點大多根基於西方理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觀點非常激進，主張采取公有制，消滅私有制，把經濟問題歸責於中國的民營企業。這就給民營企業造成很大的困惑。實際上，憲法早就承認中國是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國家：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都是合乎憲法、受法律保護的。但迄今還有一些人在繼續提倡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觀。也有經濟學家提倡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當國家經濟有困難了，經濟增長緩慢了，就要大規模搞公共工程。也有少數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具體講就是開所謂“私有化”的藥方。除此之外，一部分人也提出貨幣量化寬鬆。以上觀點本質上都是西方的不同的經濟學派觀點，而不是探尋和提出中國學派的觀點。究其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人士大都研究西方經濟學，很少有人研究中國經濟學。

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政治經濟學傳統雖然沒有學理化，但實踐非常豐富。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學研究要立足國情，從本民族的文化中尋求智慧，在本國現實中搭建學科知識體系。假若未能構建自主性的知識體系，未來的學術研究脈絡與方向將會出現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