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能唯西方歷史觀馬首是瞻。近代以來歐洲的歷史觀占據優勢，對中國影響深刻。歐洲的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過渡到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又加上了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兩個階段，當然這屬於對未來社會的展望。這樣的歷史觀被西方歷史學家認可，但用這樣的史學觀不適合來解釋中國的歷史。首先，就奴隸社會而言，歐洲是長時期和大規模的奴隸社會，而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奴隸社會階段。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奴隸規模遠未達到像歐洲奴隸社會的規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奴隸概念與西方的奴隸概念是很不同的。

其次，秦始皇統一後，中國再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正如美國學者福山所言，秦漢帝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國家，因為如秦漢這樣的大統一形式的國家，直到歐洲近代才開始出現。由此而言，在中國知識體系認知下的封建概念跟歐洲知識體系認知下的封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再次，“資本主義社會”概念也不能隨意在中國歷史研究的語境中使用。近代以後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學界一直在爭論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如果按照歐洲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唐宋時期遠遠比明清時期更加接近資本主義化，尤其是宋朝的商業發達，產權制度明晰，明清時期反而封閉起來了。中國的一些學者認為明清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期，道理很簡單，這是由於歐洲的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是在中國的明清時期而不是唐宋時期。這就說明，簡單地挪用歐洲的知識體系來比照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不合理的。

正如我們的歷史觀遵從歐洲史觀是有淵源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美國化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科學與西方的社會科學中斷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後，一些學者留學美國，剛好二戰以後西方的社會科學的重心從歐洲轉向了美國。久而久之，一些學者看問題都是美國化的。例如，經濟學領域的稱之為轉型經濟學，政治學領域的稱之為政治轉型，研究社會學的稱之為社會轉型。但在西方的語境中，“轉型”是有特定含義的，而且是以西方所存在的一切為標準的。我們需要研究這些問題，但研究這些問題要依托於中國發展大背景的需要，而不能僅從西方視角看中國的轉型。

卡爾·馬克思提出來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中國與西方的學術界影響很大。如今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跟“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沿用西方社會看東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得出的，馬克思的思路仍然是基於西方的思路。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黑格爾，再經馬克思發展到如今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這種類似產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的知識生產方式非常值得中國學者借鑒，但我們不能簡單搬用來分析中國。

中國（東方）的哲學與經濟、社會、政治相互嵌入的，但我們並不是西方人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社會”。西方人觀察“東方”是以希臘為中心，離希臘近一點的東方稱“近東”，較遠為“中東”，最遠的就稱“遠東”。這就是一種單線的思考模式，也是相當片面化的模式。西方思考模式的方法論大都來自自然科學，包括“二分法”、“理想類型”和“範式”的思考，這種模式認為世界上只有A、B兩種類型，喜歡的放在A，不喜歡的放在B，將世界看成只有A、B兩類。東方的思考模式也有兩分法，例如中國人認為的“陰陽”，跟西方的認知是兩個概念：西方認為非黑即白，而中國人的陰陽則是相對的概念，強調陰中有陽，陽中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