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如何構建知識強國(4)

社會科學家跟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就像醫生跟病人之間的關係,要“對症下藥”才能“手到病除”。利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是行不通的,例如不能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因為三權分立制度在中國的語境下始終未出現。學術研究要勤於思考,如果用錯誤的理論或者不符合當下實踐的知識體系的模式思考,則會出現學術成果的偏差,宏觀來講甚至會影響政治的穩定。

第一個方面,中國是依法治國的國家,落實在學術領域也要依法治學。要樹立知識和政治的邊界。知識的研究要帶有責任感,有話語權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要對社會負起責任,也就是要保證方向正確。在社會科學領域,所有國家都有“政治正確”問題。這就是要依法治學。用法律來規定知識界的責任,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幹預,給予學者充分且相對自由的研究空間。

第二個方面,保持方法論的科學屬性。西方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大都來自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社會科學將其邏輯性應用到本學科的研究。或者說,西方社會科學工作者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解釋歷史,觀察本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現象。所以,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把所有的社會現象稱之為“社會事物”。

例如,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英國提出,是因為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是機器生產開始之後的產物。機器生產之後,“階級”這個現象跟以前的農業階級不一樣了。這就是馬克思“階級論”的實踐起源。如今運用的“官僚體系”、“階級論”、“科層理論”、“勞動分工理論”等這些理論都屬於西方社會科學家對西方語境下的實踐所觀察而來的原創性理論。隨意應用到不同語境將會產生錯誤的學術成果。我們應當思考馬克思為什麽能發現“階級”?為什麽亞當斯密能提出“勞動分工”,能發現“看不見的手”?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而不是馬克思提出的概念的簡單應用。馬克思觀察到“階級”現象,他提出很多的工具是要解決西方的問題,或者說,馬克思所研究的是西方的命題以及西方的方案。我們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重新觀察中國問題,確立中國命題,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例如,西方近代以來一直信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從盧梭到馬克思,人們一直認為私有制是人類所有問題的弊端。所以,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消滅私有制。但中國與之大不相同,中國很早就開始實踐如何把公有制跟私有制結合在一起。我比較了中國的計劃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蘇聯的計劃經濟,其公有制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公有制體系,當時蘇聯的中央官僚機構,掌握了90%以上的生產要素,而同一時期中國的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掌握了將近80%以上的生產要素。然而在中國,即使是公有制,產權也是可以分化的。由於制度的不同,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出現那麽極端的理念。從近代到當代西方的方法論,不要簡單地應用,而要將其中國化再應用,即把握住西方的思維方式的科學面,重新確立中國的理論,而不是簡單地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歪曲現實。

 

第三個方面,學術制度改革避免官僚化。中國的學術評審制度應避免官僚化模式。科研經費方面,中國的科研資源目前較多地向年資較高的學者傾斜,這些年長的學者掌握了相當多的學術資源,未來應當將更多的學術資源投向年輕學者的群體。學術成果發表也不應該為了發表而發表,而是要有學術的創造性。

第四個方面,學者群體要有自我認同感,保持獨立性。保持經濟上的獨立,不屈從於資本;研究政策不能“唯上”,不屈從權力,要客觀求實地做研究;在社交媒體時代,不依附流量。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強烈的自我認同,很難做到客觀的研究。馬克思受恩格斯幫助,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依附資本。恩格斯是資本家,幫助馬克思的研究,但馬克思一方面從恩格斯身上了解到很多資本運作的知識,另一方面也是客觀地批評資本的。學者要有獨立思考的意識,做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由中國社會科學網和大灣區學術編輯組就鄭永年教授的講話整理而成) (2022-05-25 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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