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符號學理論來看，語言功能論涉及到語義功能和語用功能這兩個方面。其中，語義功能（指涉功能）在雅可布遜的功能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而語用功能（包括意動功能、線路功能、元語言功能、情感功能）與語義功能相比則居於次要的從屬地位；而詩性功能是建立在這些功能的相互關係之上的具有結構意義的功能。進一步說，語用功能依賴於語義功能，而語義功能又依賴於詩性功能。雅可布遜在《主導論》一文中指出，在指涉功能中是符號支撐著與所指的客體之間的“最起碼的內在聯系”，因此符號自身就起著最小的作用；相反，表現功能在符號和客體之間則充當著更堅固、更直接的聯系，因此它要求更多地關注符號的內在結構。與指涉語言相比，情感語言更接近有意識地指向符號自身的詩的語言。（Якобсон，1996：122）但詩性功能並非詩性語言所獨有，或詩性語言也並非只有詩性功能，詩性功能只是詩性語言的主導功能。詩性功能在其他諸如日常、科學等語言現象中也同樣存在，只是居於次要地位而已。

語言的多功能主要體現在語言的諸多層級上。在語言的諸功能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層級性對應，層級性區分信息的各種功能。這是雅氏從早期二元論發展到功能論的重要思想。語言藝術並非是對語言規範的“破壞”，相反，它是借助語言規則構築起循序漸進的有高度組織的言語交際結構。

如前所說，詩是語言行使詩性功能所成。

詩是語言的遊戲。語言藝術能表達一般語言所無法實現的高層次思想。用洛特曼的話說就是“詩作為一種完整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自然語言的總和而不是其中的某些部分”。（Лотман：42，86）由此看來，語言的功能，既是整體、動態、多元的，還是具有主次之分的，每一個信息原則上都是多功能的，但其中必然有一種是主導的。

於是每一個信息的特殊性就取決於每一個功能在該信息中所占的比重，即它們的層級之分。語言信息的所有功能都從屬於一個主導功能，（Якобсон，1996：119）主導功能“控製著其他的成分，確定並使它們得以轉化”。（Якобсон，1996：12o）詩性語言的主導功能自然就是詩性功能。

詩性功能與超功能性詩性功能是語言六功能之一，它與其他功能既構成整體，又相互對應。雅可布遜強調詩性功能是在語義功能和語用功能的作用下起著建構整體語言的作用，具有結構性意義。但我們也不難看出，雅氏對詩性功能的闡述似乎有些先驗化，事實上，詩性功能只是詩性語言的主導功能，但它卻似乎在消解著信息的其他功能而成為其他信息的主導功能的替代物，所有的其他功能似乎都依賴於它，而它卻不依賴於其中的任何一個。換言之，從雅氏的字裏行間我們不難捕捉出這樣一層既此又彼的意思：一方面，詩性功能不排斥其他功能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超越於其他功能的特殊的詩學範疇。

在雅氏看來，其他功能（語碼、接觸、接收等）一般都容易識別，而詩性功能卻難以辨識。所以，他一方面提出“對等原則”是詩性功能的主要體現方式，但同時也認為這一原則只是辨識詩性功能的方法之一，還存有其他辨識詩性功能的方法。對等系統是否具有詩性，首先要看其所指的是詩還是非詩。換句話說，重要的是如何明悉這種對等系統在什麽時候以什麽樣的方式成為主導並以此使信息成為藝術作品。在這種情況下，雅氏對藝術品（詩）的整體接受就具有了某種神秘性或不確定性。所以有學者又稱，雅氏關於信息是否屬於藝術（詩）範疇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先驗的”、“超語言學的”、“超語言的”性質。（參見Якобсон，1999：619）不僅形式的對等系統，而且語義的對等因素也成為雅氏理解信息藝術性的必要前提。按照雅氏的功能說來推理，詩性功能優先將指涉功能和其他功能都置於自己的主導之下，所以任何信息都有可能是詩性的，而其他功能則不具備實質性地改造其他功能這一潛能。這樣一來，能夠重構其他功能的詩性功能的這種“極權化”，就使詩性功能提升至超越功能的層面，這就使雅氏的功能說具有了一種超功能性質。（赵晓彬2014《诗性功能》，《外国文学》2014 年第 1 期 第 106-112 页 /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