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這是一個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學生大學生皆不缺少認識的機會。對於這個人的作品，讀得很多，且對於這作者致生特別興趣，這樣在讀者也一定有的。

從“五四”以來，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產、翻譯與創作，在創作中詩與戲曲與散文與小說，幾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壞，這力量的強（從成績上看），以及那辭藻的美，是在我們較後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若是我們把每一個在前面走路的人，皆應加以相當的敬仰，這個人我們不能作為例外。

這里有人可以用“空虛”或“空洞”，用作批評郭著一切。把這樣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釋，就是“缺少內涵的力”。這個適宜於作新時代的詩，而不適於作文，因為詩可以華麗表誇張的情緒，小說則注重準確。這個話是某教授的話。這批評是中肯的，在那上面，從作品全部去看，我們將仍然是那樣說的。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而那情緒，是詩的。這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但是，創作是失敗了。因為在創作一名詞上，到這時節，我們還有權利邀求一點另外東西。

詩可以從華麗找到唯美的結論，因為詩的靈魂是辭藻。缺少美，不成詩。郭沫若是熟習而且能夠運用中國文言的華麗，把詩寫好的，他有消化舊有辭藻的力量，雖然我們仍然在他詩上找得出舊的點線。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壓迫作為反抗基礎而起的向上性與破壞性，使我們總不會忘記這是“一個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淚”，也有自承的“我是××主義者”，還是天真。因為他那時，對社會所認識，是並不能使他向那偉大的一個方向邁步的。創造社的基調是稿件壓迫與生活壓迫，所以所謂意識這東西，在當時，幾個人深切感到的，並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辦，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飯的地方，天才熄滅了。看看創造社創造社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著名文學團體。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

另外幾個人，我們可以明白這估計不為過分。

但郭沫若是有與張資平成仿吾成仿吾現代作家、文藝理論家。

兩樣的。他雖然在他那初期創作中對生活喊冤，在最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兩書發端里，也仍然還是不缺少一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但他謹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創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個比較強硬一點模型里，雖說這是自敘，其實這是創作。在創作中我們是有允許一種為完成藝術而說出的謊騙的。我們不應當要求那實際的種種，所以在這作品中缺少真實不是一種劣點。

我們要問的是他是不是已經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在魯迅先生一方面，我們是都相信那中年人，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仿佛毫不為難那麼最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這臉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這臉上又各可以尋出一點遠宗的神氣，一個鼻子，一雙眉毛，或者一個動作的。）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長處不是這樣的。他沈默地努力，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他在那不拒絕新的時代一點上，與在較先一時代中稱為我們青年人做了許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傷食”的一個人。可佩服處也就只是這一點。若在創作方面，給了年輕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線是為“思想”而牽，不是為“藝術”而牽的。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輕人小說更完全更好。一個隨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經在創造社羽翼下成長的葉靈鳳的創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將一籌的作品在。

他不會節制。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制。這個天生的性格在好的一個意義上說是很容易產生那巨偉的著作。作詩，有不羈的筆，能運用舊的辭藻與能消化新的辭藻，可以作一首動人的詩。但這個如今卻成就了他做詩人，而累及了創作成就。不能節制的結果是廢話。廢話在詩中或能容許，在創作中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損失。他那長處恰恰與短處兩抵，所以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麼東西。

廢話是熱情，而廢話很有機會成為瑣碎。多廢話與觀察詳細並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對於觀察這兩個字，是從不注意到的。他的筆是一直寫下來的。畫直線的筆，不缺少線條剛勁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筆用到恰當一件事上。描畫與比譬，誇張失敗處與老舍君並不兩樣。他詳細地寫，卻不正確地寫。辭藻幫助了他詩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