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切一點上,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對比,是在任何時翻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樸訥無華的文體寫作的周作人先生,他才是我所說的不在文學上糟蹋才氣的人。我們隨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寫,那糟蹋文字處,使我們對於作者真感到一種浪費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種失敗處。凡是對這個不發生壞感的只是一些中學生。一個對於藝術最小限度還承認它是“用有節制的文字表現一個所要表現的目的”的人,對這個揮霍是應當吃驚的。

在短篇的作品上,則並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當的描寫減去其長。

在國內作者中,文字的揮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然而茅盾的文章,較之郭沫若還要較好一點的。

這又應當說到創造社了。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那原因,委之於訓練的缺乏,不如委之於趣味的養成。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據地而猛烈發展著的創造社組合,是感情的組合,是站在被本階級遺棄而奮起作著一種復仇雪恥的組合。成仿吾雄糾糾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惡罵,以及同樣雄糾糾的郭沫若新詩,皆在一種英雄氣度下成為一時代注目東西了。按其實際,加以分析,則英雄最不平處,在當時是並不向前的。《新潮》一輩人講人道主義,翻托爾斯太,做平民階級苦悶的描寫(如汪敬熙輩小說皆是),創造後出,每個人莫不在英雄主義的態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題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現在,我們說創造社所有的功績,是幫我們提出一個喊叫本身苦悶的新派,是告我們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輩,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樣子,話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卻並不為誇張過分的。他們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從一點偉大的自信中,為我們中國文學史走了一條新路,而現在,所謂普羅文學,也仍然得感謝這團體的轉販,給一點年輕人向前所需要的糧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智,在所損失的正面,是從一二自命普羅作家的作品看來,給了敵對或異己一方面一個絕好揶揄的機緣,從另一面看,是這些人不適於做那偉大運動,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認真的一點平凡的頑固的力。


使時代向前,各在方便中盡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時代年輕人,以及同情於年輕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艱難事情。在普遍認識下,還有兩種切身問題,是“英雄”、“天才”氣分之不適宜,與工具之不可缺。革命是需要忠實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學,使文學如何注入新情緒,攻入舊腦殼,凡是藝術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講的。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覺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適宜於一篇檄文、一個宣言、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

因為我們總不會忘記那所謂創作這樣東西,又所謂訴之於大眾這件事,在中國此時,還是仍然指的是大學生或中學生要的東西而言!對於舊的基礎的動搖,我們是不應當忘記年青讀書人是那候補的柱石的。在年輕人心上,注入那爆發的瘋狂的藥,這藥是無論如何得包在一種甜而習慣於胃口那樣東西里,才能送下口去。普羅文學的轉入嘲弄,郭沫若也缺少糾正的氣力。與其說《反正前後》銷數不壞,便可為普羅文學張目,那不如說那個有閑階級魯迅為人歡迎,算是投了時代的脾氣。有閑的魯迅是用他的冷靜的看與正確的寫把握到大眾的,在過去,是那樣,在未來,也將仍然是那樣。一個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時是為無數讀者珍惜頭腦的一件事。


郭沫若,把創作當抒情詩寫,成就並不壞。在《現代中國小說選》所選那一篇小品上,可以證實這作家的長處。《橄欖》一集,據說應當為郭全集代表,好的,也正是那與詩的方法相近的幾篇。適於抒情詩描寫而不適於寫實派筆調,是這號稱左線作家意外事。溫柔處,憂郁處,即所以與時代融化為一的地方,郁達夫從這方面得了同情,時代對於郭沫若的同情與友誼,也仍然建築在這上面。時代一轉變,多病的郁達夫,仍因為衰弱孤獨倦於應對,被人遺下了,這不合作便被謚為落伍。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養到自己精神向前,但是,在茅盾抓著小資產階級在轉變中與時代糾纏成一團的情形,寫了他的三部曲,以及另外許多作家,皆在各自所站下的一個地方,寫了許多對新希望懷著勇敢的迎接,對舊制度抱著極端厭視與嘲弄作品的今日,郭沫若是只拿出兩個回憶的故事給世人的。這書就是《我的幼年》同《反正前後》,想不到郭沫若有這樣書印行,多數人以為這是書店方面的聰明印了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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