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切一點上，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對比，是在任何時翻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樸訥無華的文體寫作的周作人先生，他才是我所說的不在文學上糟蹋才氣的人。我們隨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寫，那糟蹋文字處，使我們對於作者真感到一種浪費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種失敗處。凡是對這個不發生壞感的只是一些中學生。一個對於藝術最小限度還承認它是“用有節制的文字表現一個所要表現的目的”的人，對這個揮霍是應當吃驚的。

在短篇的作品上，則並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當的描寫減去其長。

在國內作者中，文字的揮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然而茅盾的文章，較之郭沫若還要較好一點的。

這又應當說到創造社了。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那原因，委之於訓練的缺乏，不如委之於趣味的養成。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據地而猛烈發展著的創造社組合，是感情的組合，是站在被本階級遺棄而奮起作著一種復仇雪恥的組合。成仿吾雄糾糾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惡罵，以及同樣雄糾糾的郭沫若新詩，皆在一種英雄氣度下成為一時代注目東西了。按其實際，加以分析，則英雄最不平處，在當時是並不向前的。《新潮》一輩人講人道主義，翻托爾斯太，做平民階級苦悶的描寫（如汪敬熙輩小說皆是），創造後出，每個人莫不在英雄主義的態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題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現在，我們說創造社所有的功績，是幫我們提出一個喊叫本身苦悶的新派，是告我們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輩，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樣子，話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卻並不為誇張過分的。他們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從一點偉大的自信中，為我們中國文學史走了一條新路，而現在，所謂普羅文學，也仍然得感謝這團體的轉販，給一點年輕人向前所需要的糧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智，在所損失的正面，是從一二自命普羅作家的作品看來，給了敵對或異己一方面一個絕好揶揄的機緣，從另一面看，是這些人不適於做那偉大運動，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認真的一點平凡的頑固的力。

使時代向前，各在方便中盡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時代年輕人，以及同情於年輕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艱難事情。在普遍認識下，還有兩種切身問題，是“英雄”、“天才”氣分之不適宜，與工具之不可缺。革命是需要忠實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學，使文學如何注入新情緒，攻入舊腦殼，凡是藝術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講的。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覺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適宜於一篇檄文、一個宣言、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

因為我們總不會忘記那所謂創作這樣東西，又所謂訴之於大眾這件事，在中國此時，還是仍然指的是大學生或中學生要的東西而言！對於舊的基礎的動搖，我們是不應當忘記年青讀書人是那候補的柱石的。在年輕人心上，注入那爆發的瘋狂的藥，這藥是無論如何得包在一種甜而習慣於胃口那樣東西里，才能送下口去。普羅文學的轉入嘲弄，郭沫若也缺少糾正的氣力。與其說《反正前後》銷數不壞，便可為普羅文學張目，那不如說那個有閑階級魯迅為人歡迎，算是投了時代的脾氣。有閑的魯迅是用他的冷靜的看與正確的寫把握到大眾的，在過去，是那樣，在未來，也將仍然是那樣。一個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時是為無數讀者珍惜頭腦的一件事。

郭沫若，把創作當抒情詩寫，成就並不壞。在《現代中國小說選》所選那一篇小品上，可以證實這作家的長處。《橄欖》一集，據說應當為郭全集代表，好的，也正是那與詩的方法相近的幾篇。適於抒情詩描寫而不適於寫實派筆調，是這號稱左線作家意外事。溫柔處，憂郁處，即所以與時代融化為一的地方，郁達夫從這方面得了同情，時代對於郭沫若的同情與友誼，也仍然建築在這上面。時代一轉變，多病的郁達夫，仍因為衰弱孤獨倦於應對，被人遺下了，這不合作便被謚為落伍。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養到自己精神向前，但是，在茅盾抓著小資產階級在轉變中與時代糾纏成一團的情形，寫了他的三部曲，以及另外許多作家，皆在各自所站下的一個地方，寫了許多對新希望懷著勇敢的迎接，對舊制度抱著極端厭視與嘲弄作品的今日，郭沫若是只拿出兩個回憶的故事給世人的。這書就是《我的幼年》同《反正前後》，想不到郭沫若有這樣書印行，多數人以為這是書店方面的聰明印了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