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美〕斯文·伯克茲 / 胡續冬譯

去年10月17日，在詩歌界一個稀世難逢的儀式上，德里克·沃爾科特登上了紐約聖約翰大教堂高高的講壇，朗誦他的“為W·H·奧登而作的頌歌”（見1983年11月21日TNR的報道）。這一事件是為期一週的奧登逝世十周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什麽才該算是更為卓著的努力？一個來自加勒比地區的強有力的黑白混血詩人，居然能夠誦讀他的詩句來為英語文學之中的白人大師增添榮譽。而還有比這更合適的嗎？如果把詩人定義為繆斯的起訴者，那麽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她的偏愛者之中，這兩位（奧登和沃爾科特）正是這樣的起訴者。他們比其他人更深入地覺察到，她是一個不潔的女人。

沃爾科特到現在為止已寫了四十多年的詩。他使自己成為英語詩歌傳統的學徒，並從未迷途遠離演說式的抒情詩行。他的引導者包括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時代的詩人，華茲華斯，丁尼生，葉芝，哈代和羅伯特·洛威爾（此人也曾嘗試把這一序列的傳統合並到他自己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像織機上的緯線一樣在他的詩行中穿梭。與之相應的是，從中也可以聽到本地的影響，譬如加勒比地區的方言語匯和句法。這就是全部的遺產，但它被強化和激活－－並徹底地結合在了一起。

在被寫作危機籠罩的五十和六十年代，當詩人們為自由詩、投射主、反韻律、自白主義、重返美國之根等目標而奮鬥的時候，沃爾科特的作品很少受到關注。他通常置身於激奮的時尚之外。但是像他那樣的能力和手藝，絕不會被永遠放逐出詩歌的舞臺，正如詩歌離開它的主要養分－－格律結構就絕不會再進一步發展。最近十年，由於我們那些耗盡心機的詩人們的產品已被證實為是日益嚴重的低能和虛弱的表現，沃爾科特已開始走上前來，要求人們承認他所應擁有的正確的位置。《星星蘋果王國》（1979）和《幸運的旅行者》（1981）是兩部重要的選集。詩人已找到了一種方式來把他的引導者們的遣辭手法，和他自己鮮活而敏感的語言熔合在一起。如今，在《仲夏》之中，帶著一個處於最佳狀態的寫作者全部的優雅和怨痛，他已嘗試著作了最富危險性的探索。

《仲夏》寫於在特立尼達逗留的兩個夏季，是一部由五十四首詩組成的長詩序列。我們毋須計算就可以知道：他幾乎是每隔一天就寫成一首詩－－這些詩長度由十七行到三十行不等，行文致密無隙。雖然以這種速度寫作的詩人大有人在－－譬如拜倫、聶魯達、貝里曼以及創作《筆記本》階段的洛威爾－－但這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實踐。它所承擔的風險顯而易見：重復、懈怠、對材料的無度濫用。但沃爾科特接受了挑戰，去贏取他想要得到的酬勞－－迅疾、果斷和新鮮。並且他加大了賭注：擯棄戲劇性的推進或者題旨上的連續性。這是一個中年浪子的沈思，僅此而已。寫作意圖非常明了。通過清除戲劇性、主題和任何完結性的花飾，沃爾科特把詳端細察的全部重量都壓在了詩行之上。這樣的詩藝沒有任何東西在其後隱藏－－沒有機巧的把戲，沒有聲東擊西的假像。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而它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