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符號學的角度看，轉喻不僅僅是一種為了取得文體的高雅而以一物暗示他物的修辭手段，它還揭示了人類認知與交流活動的一個基本特征。以上的例子清楚地告訴我們，人們借助時空比鄰關係連接一事物與他事物是再普通不過的現象。不僅如此，上述連接方式並不局限於語言的領域。德國學者凱勒爾假設了一個考古勘探的情形來說明這一問題。

凱勒爾說，如果一位考古學家在勘探過程中發現一根龍骨，他會將該物體看成可能埋在附近的船舶的符號，並決定繼續挖掘。要作出這一決定，他必須事先知道龍骨是船舶的一部分，而後由部分向整體進行推理。在語言領域也是如此。

會說英語的人如果遇到“A thousand keels approached the shore”這個句子，他們首先必須記得“keel”的詞義（“船殼的脊柱”），然後憑借他們的一般知識（船殼脊柱是船舶的一部分）來完成推論：“keel”一詞在這裏指稱船。這樣，整個句子的意思便是“上千隻船舶正駛向岸邊”。[3]

可見轉喻所體現的是更為普遍的引得推論思維方式。

至於隱喻，傳統修辭學家將它定義為“一種暗示比較的辭格，在那裏，通常描繪某一事物的詞語被應用於另一事物”。（1972年版《韋伯斯特新世界美語詞典》）既然是對語言的“非正常”使用，隱喻在過去要麽被贊譽為演說家和作家用以潤色文體的有效手段，要麽被譴責為對簡明寫作風格的不必要的偏離。

萊考夫和約翰遜發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正是為了糾正這一學術偏見。他們在該書的第一章開頭就指出：

對大多數人來說，隱喻是用於文學創作和文辭裝飾的手段，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通的語言。

此外，隱喻一般還被認為只跟語言有關，是詞語而不是思想或行動層面的事情。因此，大多數人以為自己不需要隱喻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我們的發現與此相反，隱喻滲透於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賴以思想和行動的日常概念系統基本上是隱喻性的。[4]

這段引文的要點是，隱喻不僅涉及語言，而且還與思想和行動有關。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來加以說明。橡樹在英語文化裏經常被視為穩定與可靠的象征。

如果將某人形容為他所在機構的橡樹，會講英語的人應該知道該語言符號在這裏被用作隱喻，表示此人處世穩妥、辦事牢靠。然而，如果在一則關於人壽保險的廣告裏看見一幅榆樹的圖片，他們也能夠通過聯想得出相同的判斷。在這兩種情形裏，符號使用者都在橡樹（榆樹）的特征和那個人的特征之間找到了某種對應。

古希臘智者亞裏斯多德曾經說過，“在未知與常識的中間地帶，隱喻最能夠產生知識。”[5]這句話告訴我們，隱喻必須由至少兩個要素組成，其中一個比較常見，而另一個則有待解釋。就以莎士比亞《皆大歡喜》中的名句“整個世界是一個舞臺”為例。

遵循理查茲於1936年發表的《修辭哲學》所建立的傳統，我們可以輕松地將這句話拆解為兩個部分：喻體（舞臺）和本體（世界）。莎士比亞的觀眾和讀者知道，舞臺是一個臨時場所，演員登臺表演預先規定的角色，然後退場。把舞臺與人生連在一起，上述特征就被投射或者轉移至原先的話題。萊考夫和約翰遜後來采用了一對新的術語：“喻源”（source）和“喻靶”（target），並且以一個固定公式來表示隱喻：世界=舞臺。①

回顧中國的修辭研究歷史，我們也可以讀到十分精彩的論述。墨子曾經說過，“辟也者，也[他]物而以明之也”。[6]這裏，被說明之物相當於理查茲所謂“本體”（tenor），他物相當於用以說明本體的“喻體”（vehicle）。

孔夫子對隱喻也有過精辟的見解，雖然他關心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它來傳播仁義。例如，他告誡我們在使用隱喻時應該“能近取譬”。[6](P18)這一教誨雖然僅有短短四個字，卻清楚地揭示出隱喻的基本運作機製：它通過“常識”來把握“未知”。

中國歷史上還有許多隱喻理論家，尤其是那些受過西學影響，而對隱喻作過系統研究的近、現代學者。不過就學術見解的深度而言，很少有人能與已故學者錢鐘書先生媲美。他的“比喻兩柄多邊”說，可用來對當前的認知隱喻理論進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