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隱喻產生於連接一事物與他事物的類象性聯想。然而，聯想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創造性活動。門羅·比爾茲力是這樣說明聯想的“自由”特征的：“即使我們把所有英語形容詞放進一隻帽子，把所有名詞放進另一隻帽子，然後任意從中抽取，我們會發現最怪誕的搭配也能夠產生意義。”[7]

同樣道理，語言中任何一個實詞都可以被解析為幾乎是無窮數量的語義義素（semantic markers），其中許多義素也包含在別的詞語之中。這一狀況意味著類象性聯想是開放式和多元性的，因為一個喻體可以與多個本體相結合，而一個本體也可以與多個喻體相結合。

萊考夫和約翰遜在他們的著作中不厭其煩地討論“人生”=“旅行”這一概念性隱喻，事實上，作為隱喻本體，人生還可以與許多別的喻體發生聯系。至少在中國語言中，我們經常可以讀到或聽到下面這些隱喻：人生如戲，如書，如詩，如歌，如茗，如水，如燈，如瓷，如旅，如橋，如麻，如花，如煙，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畫，如謎，如霧，如濤，如酒，如電，如風，如火，如牌，如棋局，如筵席，如星辰，如浮萍，如股市，如紅塵，如長跑，如乘車，如朝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8]


在這裏，擔任喻體的是各種各樣的事物，它們有點像眾多圍繞太陽旋轉的行星，從各自的不同方位與需要它們說明的本體發生聯系。其中有些聯系顯而易見，還有些聯系就不那麽容易察覺，因為人們對那裏使用的喻體不太熟悉。但無論如何，接受者是通過相似性將這兩者進行連接的。在隱喻發生之前，瓷器與人生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然而一旦我們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易碎），一對孿生體就此誕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符號學》雜誌現任主編馬瑟爾·德尼西（Marcel Danesi）先生在2004年出版了一部名為《詩性邏輯：隱喻在思想、語言和文化中的作用》的著作。我們可以借用一，下他在那裏為隱喻的“聯想性結構”所作的圖形：

德尼西教授精通意大利語，早年曾研究維柯及其《新科學》（1725），“詩性邏輯”的說法即源於此。在維柯生活的時代，人們大多以為文學的特征即隱喻的使用。這種觀點一直延續至今，我們從以下這段隨手拈來的引文中，也可以看出它對現代社會的滲透程度：

詩歌的語言在很多時候帶有修辭色彩。一首詩可能將死亡比作日落，將性愛比作地震，或者把精神上的安全感想象為牧羊人照管之下的羊群。想象的具象性可以幫助我們看清事物———情景、心態、思想———它同時還激發我們對那些圖象如何帶給我們感覺進行思考。[9]

維柯不贊成對隱喻的狹義理解。詩人經常通過類象性聯想來說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點沒錯，但使用隱喻絕對不是詩歌的特權。作為文化史學家，維柯帶著《新科學》的讀者一起重溫人類文明的三個不同階段，並令人信服地向他們證明了一個事實：即隱喻無所不在，它揭示的是人類的普遍能力。


他這樣說：所有人類早期的譬喻都是這一詩性邏輯的產物。隱喻最能夠給人帶來啟示，因而也是最必要和頻繁的。當它按照前面提到的理論賦予無生命物體以感覺和激情的時候，就最受贊賞。早先的詩人也是這樣將生命之存在賦予物體，使征是它允許某一概念與多個用來解說自身的喻體相結合。

圖1中大圓圈中心的英文字母T，代表“喻靶”（Target），小圓圈中心的S，代表“喻源”（Source），排在“S1”至“S9”系列之後的“Sn”，表示喻體的數量在理論上是無限的。

就人類的認知而言，喻體多元化的一個明顯優點是，它使得語言社團能夠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審視任何物體或事件。我們不妨以幾個與教師有關的隱喻為例，看看當代中國人是如何把握教書這個職業的：

1.教師=蠟燭

2.教師=園丁

3.教師=工程師

4.教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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