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病毒基因序列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改變，所以與其預設病毒在變幻的表象後面，有一個不變的本質和實體，然後追問其是什麼，不如從對其結構變化的分析入手，分辨病毒的種類和不同的顯現和傳播方式。

莫蘭：病毒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生命體，因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復製自己的基因組，為此它需要一個宿主細胞。這樣看來，病毒像一種寄生蟲，是在宿主中活動的微小顆粒，沒有宿主它就不能移動和復製。科學家認為病毒的自身傳播是機械的，這個意義上像一種計算機病毒。

這裏的問題是，本是生物界的疾病入侵到人類的生活世界。這次的大規模流行病或許與對自然環境的毀壞有關，所以我們要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這裏我們要聽取專家的意見，哲學要向科學學習，但同時科學也要借鑒哲學，考慮到疾病更廣泛的社會和倫理含義。我們既無法肉眼看到病毒，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不到指導我們人類行為的價值和規範，包括我們對科學知識的渴求。科學家可以談病毒，哲學家可以討論生活世界的價值和整體語境。

楊光：新冠病毒的攜帶者，可以是無癥狀感染者，或者在一段病毒潛伏期後出現癥狀，而且經常容易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癥狀混淆，其毒性還可發生變異，來適應外在的生存環境。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它不是直接地、如其所是地顯現自身的“現象”。病毒的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了疫情嚴重時，人們的恐懼和焦慮無處不在，並且迅速蔓延。

請您從哲學，尤其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顯學，即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角度，描述新冠病毒及其影響。

莫蘭：病毒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實體，而且是一個活躍在不同層次上的整體現象，並能揭示出我們價值系統的運作。但這裏，我們不該運用太多的現象學概念和術語，因為它們在揭示現象的同時，有時也會起到遮蔽作用。但二十世紀的偉大哲人海德格爾所揭示的人類存在的“共在”（與他人一起存在）特征是值得討論的，例如不同的共同體和社團如何被新冠病毒所影響等問題。

首先要指出，病毒揭露了我們西方自以為先進的社會，是如何對待老年人的。疫情讓那些脆弱和容易感染的人暴露在外，這告訴我們，照顧老年人的社會體系需要從根本上進行改變。青年人好像不容易感染，於是經常有年輕人輕率而隨便地大規模聚集。年輕人與長輩，祖父母與他們孫子輩之間可能會產生裂痕。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的習俗，如人與人之間問候時的握手和親吻，不得不被放棄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病毒猖獗的大城市讓人們向往鄉下生活，但現在美國鄉村的病毒也在擴散，所以舊的城市與農村的區分已經不再成立。盡管病毒是盲目的，它並不知道傳染的是誰，但可以確定的是一些處於劣勢的族群受影響的比例過高，出現了大量的重病病例和死亡。而中產階級因為有單獨的居住環境，可以更好地實現隔離。病毒揭露了我們社會深處的階級等級結構。尤其是在英美，社會和政治層面的討論，集中在不同的社區經歷疫情的不平等方式，少數族裔染病的比例過高。這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包括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那些少數族群往往居住條件差，工作環境不安全。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意識到新興科技，能減輕工人在機械工廠裏勞動的辛苦，但驚訝於工人們的異化——他們對生產過程和利潤的參與和分享其實是缺失的。今天，讓我們感到震撼的是外來工人的工作條件，和我們城市裏許多邊緣人群聚集居住地區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冠病毒召喚一種普遍的倫理意義上的回應，如提供舒適的住房、乾淨的空氣、純凈的飲用水、安全的交通系統等。我們要重新想像城市生活。

（原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楊光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轉自：2020年11月03日 雲南網 /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