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詩中不太寫私人事務，家庭成員也極少出現於她的詩中。只有在《終於，記憶》一詩中，父母的形象隱約出現，然而是在一個夢中：“他們的臉龐如兩盞燈，在黃昏，發出幽暗的光”。《讃頌我姐姐》一詩中則出現了姐姐，一位從不寫詩，卻喜歡寄明信片的姐姐。除此之外，我們對辛波斯卡的家庭幾乎一無所知，正如我們對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歡將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們只閱讀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則藏身於作品背後，正如墨西哥詩人帕斯說的：“詩人沒有傳記，寫作才是他們的傳記。”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並不安定。1926 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蘭小城托倫，她在那里上小學。1931 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這里上完小學後，進入一所修道院學校，並嘗試寫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突然降臨，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亂。戰爭期間，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學校獲取畢業文憑。她寫下了一些詩歌，在某次搬家期間，她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不過從未發表，以為這是一篇沒有什麽價值的作品。1943 年，為躲避進入德國的勞動營，她在一家鐵路公司當職員。兩年後，她入讀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專業是波蘭語言文學，隨即轉入社會學。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具有前途的專業。戰後的波蘭迅速斯大林主義化，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學習了一年社會學。她並不清閑，上學的同時，還在一個小編輯部做校對工作。

1945 年 3 月 14 日，對辛波斯卡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波蘭日報》副刊《戰鬥》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搜尋詞語》，她作為詩人的生涯以此為起點，雖然這中間似乎具有一種偶然性。她曾經在一個訪談中說過，如果最初發表的是小說，她也許會成為小說家。可是命運偏偏讓她成為了詩人。然而對偶然的忠誠才能成就命運，這也是辛波斯卡在詩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她在生活中也是這麽實踐的，她的一生是忠誠於詩歌的一生，當然，她真正忠誠的是生活。

當時，波蘭詩人亞當·符沃德克在《戰鬥》編輯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過十幾本詩集的詩人，負責聯系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賞她的處女作，發現辛波斯卡讀的詩集那麽少，他驚訝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小時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羅維奇、泰特馬耶爾的兩本小詩集。她對現代詩歌幾乎一無所知。出於偶然，同學送她一本戰爭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詩集，她在淪陷期讀了這本詩集，這也許是她接觸的僅有的先鋒派詩歌。而符沃德克藏書豐富，她經常去借書看。兩人迅速相戀，並於 1948 年結婚，不過，這段婚姻並不圓滿，只持續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爾內爾·費利波維奇是一名作家，二戰期間曾參加地下抵抗運動，不久被關進德國集中營，戰後被解放回波蘭，隨後從事小說創作，出版過二十餘部小說，1990 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內心占據著重要的位置。1993 年的詩集《結束與開始》中充滿了她對丈夫的思念、對過往歲月的沈思、對命運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生命的澄澈領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寫道：

個體的命運

被賦予我們，為了審視：

多數命運被我們拒絕，

帶著恐懼與憂傷。

以及：

愛吸引著我們，

是的，但必須是

兌現承諾的愛。

他們通過這次婚姻兌現了愛情的承諾，也履行了在塵世的愛的義務。尤其是那首飽含深情的《一見鐘情》，更是由愛的激情進而深入了對命運和機遇的思考。這首詩廣為流傳，打動過不少讀者，包括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結束與開始》出版當年的聖誕節，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華沙街頭的一個書攤上無意中發現了這本詩集，本來想把詩集送給《三色》的譯者羅曼·格林，因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歡的詩人。當他翻閱詩集時，讀到了《一見鐘情》，這首詩的主題與他正在拍攝的《三色》最後一部《紅》十分接近，於是他留下了這本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