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個人感受而言，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人，但是我做出每一個決定，似乎又是有跡可循的。無論是我打算考取的學校，觀看的影視作品，公開發表的觀點，都不會是一種完全隨機和絕對自由的狀態，我會竭力避免自己做一些“越界”的行為，或者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


這裏所說的“界”和“時宜”，在很多時候並不體現為一個明確的規則（rules），那麽人的行為到底是如何被規定的呢？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布爾迪厄引入了“習性”  （Habitus ）的概念。

布爾迪厄在《實踐的邏輯》中提到：“與某特定階級生存條件相關的調節形成習性。習性是持久卻可轉移的傾向系統，是被結構化的結構——預先已作為結構化著的結構在起作用”。

這句話在國內的翻譯有很多個版本，但我認為都存在拗口或者不精確之處。

根據對布爾迪厄法語原文的分析，以及一些其他英語作者的翻譯，我認為習性的定義可以嘗試翻譯為：

“與某一特定階級的生活環境有關的適應行為產生了習性；習性是一種穩定持久，擁有普遍適用性的思行準則（性情）體系；習性不僅是社會環境中行動者所處位置的產物，也在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塑造實踐行為，並對社會結構進行再生產。”（‘Les conditionnements associés à une classe particulière de conditions d'existence produisent des habitus, systèmes de dispositions durables et transposables, structures structurées prédisposées à fonctionner comme structures structurantes…’）（Bourdieu，1990a：53）

其中，“Dispositions”一詞的翻譯最具爭議，該詞在布爾迪厄的觀點中，也經常和“Habitus”混用，大多數國內學者將其譯為“性情”或“性情傾向”，也有學者譯作“位性”。

實際上，該詞在法語中，主要是作為英語的“Provision”或“Rule”使用，中文意思接近於“條款”、“規定”。

布爾迪爾之所以用這個詞替代“Rule”，我認為，一方面是突出其具有能動性的特征，和結構主義觀點加以區分；另一方面，也是巧妙的利用了“Dispositions”和“Position”（位置）的同源性，表達了這種規則是由行動者在場域內所處的位置決定的，用一句中國的俗話講，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為了易於理解，我這裏暫且譯作思行準則（way of thinking and acting，or mind and body），但我也贊同，為這個關鍵概念創造一個專業的學術名詞是有必要的。

習性與結構主義所主張的“決定人類行為和思維的深層結構”不同，布爾迪厄並不認為我們看似自由的選擇是被預先編排的。而是說，實踐是處於習性和場域之間的，具有一種“隱晦的二重關係”（double and obscure relation），“二重關係”不同於“二元對立”，“二元對立”是一種“有你沒我，有我沒你”，而“二重性”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也就是說，行動者在場域中的所處位置塑造了習性，而習性是場域內的某個必然屬性，在行動者思行準則上的體現。此外，布爾迪爾還認為習性有助於場域的構建，從而形成一個有意義的世界。（Bourdieu & Wacquant，1992a：127）（待續）（原載：https://zhuanlan.zhihu.com/p/12900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