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篇幅有限，本文不繼續對布爾迪厄的生平做更為細致的梳理。觀其一生，布爾迪厄最初是希望以一名學術型知識分子的身份，用科學的方法來揭示神秘的社會權力關係，批判社會不公。

如果用場域理論來解釋，這種方法應體現於科學實踐的場域內，保持高度的自主性，而不是體現於獲取政治地位的權力場域中。但是在布爾迪厄學術生涯的後半段，他決定走出象牙塔，向一名干預型知識分子轉變，憑借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多的參與政治活動，對大眾傳媒、國家體制、男權統治、種族主義進行無情的批判，並時刻關心著疾苦百姓的命運，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李占偉，2011：30-36）法國前總理萊昂內爾在為他所致悼詞中評價道：“布爾迪爾是當代法國的社會學大師，是一位偉大的知識分子。”

習性、場域和資本

在布爾迪厄的學術思想中，尤其是他對文藝理論的研究中，有三個最基本的概念，分別是習性（Habitus）、資本（Capital）、場域（Filed）。

筆者將在下文嘗試用最為通俗的語言依次予以解釋。實際上，布爾迪厄本人並不贊成對這些概念進行精確的定義，而是希望這些概念能在一個開放的系統中，不斷被觀察和發展。

因此，為了避免讓對概念的解釋成為單純的智術訓練，我們還需要從這些概念對於推動社會學理論發展的貢獻，以及如何將這些概念作用於理解和揭示社會結構等方面加以了解。

20世紀中期，法國的智識思想主要由兩種對立的傳統構成，即以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和以薩特等人為代表的現象學/存在主義。

前者強調一種社會無意識結構的客觀制約性，後者則強調個體的主觀能動性。

這種對立一定程度上，源自馬克思對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劃分，即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和唯物主義（客觀主義）的二元對立。

主觀主義以人為中心，把人的選擇當做最優先考慮的依據，強調人的自由是絕對的。

布爾迪厄認為，主觀主義把行動者的“直接體驗”貫穿始終（2005，朱偉玨），因此無法對這類體驗究竟為何成立做出反思。而客觀主義雖然超越了個人意志，與行動者的“直接體驗”保持了一定距離，卻忽略了對客觀關係本身進行客觀化操作，即“再客觀化”。

布爾迪厄認為，不管是主觀主義還是客觀主義，都無法真正理解“實踐”的意義，因此，如何超越傳統的對立關係和二分法，成為了貫穿布爾迪厄一生的治學目標，也是當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待續）（原載：https://zhuanlan.zhihu.com/p/12900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