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應該一提的不同之處是，不足和有余所產生的心理現象。人類最初的狀態是不足的狀態，有些迫切的需要，是必須先予以滿足的。惟有當這些基本的需要獲得滿足，並且還剩下時間和精力時，文化才能發展。自由（或自動自發的）的行為永遠是有余的現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是一種關於不足的心理學。他給快樂所下的定義是，由於令人痛苦的緊張被消除了，而產生的滿足，在他的系統中，有余的現象——如愛與溫柔——實際上是毫無地位的。他不僅疏忽了這個現象，而且對這個現象了解有限。例如，弗洛伊德對性的觀察，只看到了心理強制的這個因素，對性滿足的觀察，也只看到了令人痛苦的緊張和消除。在他的心理學中根本沒有註意到，性沖動也是一種有余的現象，性快樂也是一種自動自發的歡愉——其本質並非消極地解除緊張。對於了解文化中的人性基礎，一般人所采用的解說原則有以下三種。

一、“心理的研究方法”，這也是弗洛伊德的思考特點。這種方法認為，文化的現象是產生於心理的因素，而心理的因素則是由本能沖動所產生的，並且，惟有當這些本能沖動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制時，這些本能沖動才受到社會的影響。根據這種解說，弗洛伊德派學者認為，資本主義是肛門情欲的結果，而早期基督教的發展是對父親幻象的雙重矛盾的結果。（參考E．Fromm著“The Dogma of Christ）” 

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根據這種看法，主觀的經濟利益是文化現象的起因。 

三、“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其代表者是韋伯所作的分析。他認為新的宗教理想對一種新的經濟行為的發展，和一種新的文化精神，是有影響的。雖然他也強調，這種行為並非完全是受教義的決定。 

和這些解釋正好完全相反的是，我們認為意識形態和文化是產生於社會人格；而且，一個指定社會的存在形式又決定社會人格；在另一方面，主要的人格特征又成為有創造性的力量，這種創造性的力量又決定社會的演變過程。拿新教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來說，我曾試圖指出，中古社會的瓦解，威脅了中產階級，這種威脅又導致一種無權力的孤獨和懷疑感；而此種心理上的改變是路德和加爾文教義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同時，這些教義加強了和穩定了人格的改變；而且，這些人格特性又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成為有創造的力量，於是導致經濟與政治的改變。 

至於法西斯主義，也可以用同樣的解釋原則來說明之。中下階層對某些經濟改變（例如壟斷事業之日益強大和戰後的通貨膨脹），產生了反應，而某些人格特征也隨而增強——這些人格特征性包括有：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納粹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可以引起這些特征的喜歡，一方面也加強了這些特征；於是，新的人格特征變成有效的力量，幫助德國帝國主義的擴張。從以上的兩個實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某一階級受到新的經濟傾向的威脅時，它便在心理上和意識形態上，對此一威脅產生反應；同時，由此種反應而產生的心理改變，又促進了經濟力量的發展，即使這些力量與該階級的利益是相沖突的。我們發現，經濟的、心理的、和意識形態的力量是像下面這樣地發生作用的：人對改變中的外在環境起了反應，改變了他本身；同時，這些心理的因素又幫助決定經濟與社會演變的過程。經濟力量是有效的，但是我們必須了解，經濟力量不是心理動機，而是客觀的條件。觀念是有效的，但是，我們要知道，觀念是根源於一個社會團體的整個人格結構中。盡管經濟的、心理的、和觀念的力量是互相依賴的，他們仍然擁有某種程度的獨立。例如經濟的發展要依賴客觀的因素（如：自然生產力、技術、地理因素等），但是經濟的發展仍然是按照它自己的律則來進行的。心理的力量固然是受外在生活環境的影響，但是，它也擁有其自己的動態力量。 社會人格是產生於人性對社會組織的動態適應。改變中的社會環境導致社會人格的改變；換言之，就是導致新的需要和焦慮。這些新的需要又引起新的觀念，同時使人們接受這些觀念。在另一方面，這些新觀念又傾向於穩定和加強新的社會人格，和決定人的行為。換言之，社會環境通過人格媒介，影響意識形態的現象，人格並不是消極適應社會環境的結果，而是一種動態適應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