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聽者與文飾

日記的解體及其本義的消解不僅來自日記文本與外部世界的不可通約性，還來自日記文本內部“隱身聽者”的存在。盡管這一“隱身聽者”是沈默的、無言的，沒有獨立的話語權，但其存在本身必然影響甚至左右日記的寫作。“文飾”就是日記隱身聽者存在的產物，從而在根本上導致了日記真實性和自由度是相對的、有限的。

南帆教授曾對日記的“偽飾”現象進行過很精彩的分析。在他看來，日記的偽飾傾向“更多地由於記述日記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由於文字所固有的天然過濾器。在必要的時候，文字的過濾器將產生監核功能……。這些形成於遠古的方塊字具有一種道貌岸然的威懾力——民間甚至將文字形容為孔子的眼睛。文字永遠以一種高貴的姿態睥睨人的內心世界，這里的種種卑劣之念常常在文字的逼視之下退縮了幾分。”（注：南帆：《論日記》，載《北方文學》1990年第9期。）關於這一問題，許多日記作者則有另外的體會。他們認為，“日記上的自己，遠比生活中的自己更為細致、奔放、溫柔，這是被文字和靜謐的空間所塑造的更加完美的空間。”（注：《關於日記的YES或NO》，載《海上文壇》1999年第12期。）日記作者之所以不願別人觀看自己的日記，並非其中一定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而是因為“人們會覺得，這與他們所認識的我是有區別的，我猜想這是使用了書面語的緣故。”（注：《關於日記的YES或NO》，載《海上文壇》1999年第12期。）也就是說，日記言說作為“書面語”，它那文字符號所具有的文飾本能，不僅僅像南帆教授所說可以阻止某些卑劣之念進入文本，還可以美化和粉飾日記的言說者；日記既是社會德行的“過濾器”，也是自我形象的“美容院”。無論是“偽飾”還是“粉飾”，都是文字符號的“文飾”本能。因此，將被文飾過的日記等同於言說者全人和真人，毫無疑問是對日記私語言說的過分信任；包括那些曾經感動過和教育過社會的“英雄日記”和“模范日記”，也不完全等於現實生活中的日記作者本身。被文字編輯過了的私語言說必然呈現出一種有序的和純粹的境界。

 更深層的問題還在於，文字符號之所以成為社會德行的“過濾器”和自我形象的“美容院”，它所具有的“過濾”和“美容”功能是從哪兒來的呢？顯然是創造並使用文字的“人”而不是文字本身。如果說文字符號確實具有這種神聖的屬性，那也是由創造並使用文字的人賦予的。日記文飾傾向的真正根源在於“隱身聽者”的永遠在場，因為任何私語言說一旦訴諸“白紙黑字”，就會成為永遠抹不掉的“字據”，因而也就難以排除將來的或可能的讀者的出現，擔心或有意被他人“窺視”也就成了日記書寫的普遍心理。正如茅盾對魯迅日記所做的評論：“當時白色恐怖很厲害，我自己不記日記，以免一旦被捕連累別人，而魯迅雖記日記，也只能記些小事……因恐為敵人所得，惹起破壞。”（注：摘自1957年2月9日茅盾致單演義的信，見《魯迅研究》1992年第6期。）陳白塵《牛棚日記》是其文革受難的記錄，擔心被人發現後自己罪上加罪，不得不用“某公”、“某人”指稱張春橋和江青，用“×××”和英文字母作為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指代符號，反復使用“潸然淚下”、“苦悶之極”、“憂心重重”、“哭笑不得”、“不可理喻”表達復雜的心境和對時局的憤怒，不敢有任何具體、細致和充分的描述，從中可以真切地感觸到日記文本背後作者那警惕的目光。由此可見，日記的“私語言說”並不意味著“毫無顧忌”和“無話不談”，在隱身聽者的監視目光里，私語言說的自由度和可信度是並非絕對的和無限的。

 魯迅曾將日記和書信並論，說明他也發現了日記“聽者”的存在。他說：“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托，於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一個人言行，總有一部分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則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這並非等於窺探門縫，意在發人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經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寫信固然比較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絕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願意別人明白。”（注：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414—4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細究起來，魯迅自己的日記也是這樣，也難免文飾的俗套。他寫日記雖然不為發表，“是寫給自己看的”，自謂“日記的正宗嫡派”，（注：魯迅：《馬上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0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但也有“不肯給人知道”或“不願別人明白”的留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是1932年1月31日的“空白”以及此後五天的“失記”。（注：1932年1月31日是魯迅日記中空白的一日，此後的5日，即2月1日至5日，均只記“失記”二字，無任何其它文字。但這幾日並非無事可記，更不是他的遺忘，因為這是一二八事變之後魯迅在內山書店避難的日子，是他倍感羞辱和不會遺忘的幾日，只是當時的處境使他難以啟齒，在日記中有意回避。這幾天，整個上海籠罩著戰火的陰雲，日本軍到處搜捕抗日志士，一片恐怖。魯迅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竟然在沒有告知任何親朋好友的情況下躲進了內山書店。於是出現了“魯迅失蹤了”、“魯迅已經死了”的傳言，許壽裳、史沫萊特等都很焦急。直到陳子英登報“尋人啟事”後，他才意識到這一點。從後來他給許壽裳、李秉中的信中可知，魯迅當時是不想讓人了解他在內山書店避難的情況，理由很簡單：自己一方面反對“日本（人）的武力侵略，但又在日本人居住地區，受到日本人的保護，還和日本人一起生活，這種生活除屈辱之外還有什麼呢？魯迅也是肉體之軀，有自尊心和自豪感，這件事不提則可，如果提及，不久的將來也許會牽連到自己周圍人的安全……”“想抹掉而抹不掉記憶的六天對魯迅來說，不是與妻子一起感到生命危險，也不是勉強維持不方便而又窮苦的生活，而是既反對日本軍的侵略，但又在日本人居住地區，在日本人保護之下還要和日本人一起避難，這里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民族意識問題。”（見[日]渡邊新一：《論〈魯迅日記〉中空白的一日》，載《魯迅研究》1992年第2期））盡管有些學者以“魯迅在日記中從來不記政治事件”為由來為這“空白”和“失記”打圓場（實際上大可不必），（注：見謝泳：《兩種日記的比較研究——讀魯迅郁達夫日記劄記》，載《魯迅研究》1992年第9期。）但是，無論國事（是）還是家事（是）（注：1923年7月，魯迅和周作人失和。這一“家醜”在魯迅日記中語焉不詳，只記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等字樣；周作人在日記雖有明確記錄，但後來又被他用剪刀挖去。此事經常被後人議論。），魯迅日記確有文飾之痕當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文飾什麼或怎樣文飾，概源於日記作為訴諸“白紙黑字”的私語言說總有“隱身聽者”的存在。“隱身聽者”一旦“顯形”，就有可能招惹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麻煩，以至於許多美國政治家將寫日記看做是“很危險的事”，戲稱寫日記的人“腦袋有問題”。他們寧可將太多的事情忘掉，將記憶丟到碎紙機里，或者在日記里只記一日三餐吃什麼之類的流水帳。（注：見《海外文摘》，1995年第6期。）由此看來，日記的言說並非全真的歷史，（注：追星族小芳所崇拜的歌星來本市演出，觀看後欣喜若狂，並於次日寫下了她同這位歌星在小樹林幽會和親吻的日記。但是，這位歌星在演出後的第二天就隨團離開本市了，小芳的這篇日記顯然是假的。心理學家分析認為，說假話和寫假日記並非一回事：前者是欺騙別人，後者是欺騙自己，實則是一種心理補償，即在日記中獲得在現實中不能得到東西以自慰（見《人之初》1998年第11期）。這是日記造假的特例。）日記中的歷史只是有限的真實，假借日記的可信性而對歷史撒謊也不是絕無僅有的事。（注：除日記作者在日記中故意對歷史撒謊之外，後人篡改或假造前人的日記的事也時有發生。如篡改日本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戰中日記》是否認南京大屠殺（參見《北京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偽造《希特勒日記》（參見《世界知識》1983年第3期）、《普希金秘密日記》（參見《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2期）、《石達開日記》（參見《書林》1985年第3期）等以撈取名利，《李鴻章日記》和《汪精衛日記》的真偽至今仍然是個謎。）

 既然“隱身聽者”的普遍存在決定了“文飾”成為日記書寫的必然，那麼，“隱身聽者”的不同身份也就決定了日記的不同文飾傾向。盡管確定每種日記隱身聽者的具體身份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親友的”或“公眾的”這兩大類型的聽者當是最簡易的辨別坐標。

 某高級軍官離休後難耐寂寞，瞞著家人在建築工地打小工；更寂寞難耐的當是缺乏家人之間的交流，多年戎馬生涯養就的他那粗放性格在家人的心目中只留下威嚴形象。身患絕癥去世後，女兒張小木在遺物中發現了父親離休兩年來的日記，日記中記下了他對生活的感悟和對家人的愧疚。張女士讀後感動不已，終於在日記中實現了與父親的心靈之會。（注：張小木依據父親的日記寫成的《父親生命的最後傾訴》一書已經出版。見《新民晚報》2004年2月1日。）日記盡管在父親去世後才被女兒發現，但是，毫無疑問，父親用日記傾訴孤寂和反思人生的同時，必然料到有朝一日會被家人發現，家人就是其自我傾訴的隱身聽者。至於有些日記寫作本身就是為了實現與親友的溝通，（注：面對日漸長大的女兒，張媛玲女士越來越難以同她當面交流。苦悶中偶然發現了女兒的日記，了解到女兒的真正心思，從而使張女士茅塞頓開。於是她自己也開始寫日記，寫下自己對女兒的擔憂和希望，然後裝作“無意”的樣子故意讓女兒看到，最終取得滿意的效果。張媛玲，《為女兒寫日記》，載《心理與健康》2000年第1期。）那麼，其中隱身聽者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隱身聽者的親友身份決定了這類日記較少涉及國家社稷等宏大敘事，多為親友情感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自我訴說，其文飾傾向當然表現為消除生活中的誤解和隔膜。

 如果日記的隱身聽者是公眾，那麼，其自我言說的文飾傾向當然是自我的公眾形象。最典型的當屬對社會公眾產生重大影響的英雄日記和模范日記。從惲代英、方志敏到雷鋒、王傑，他們的日記充滿了革命激情和修身格言，其崇高精神令社會公眾肅然起敬，具有最廣泛的普適性和教化意義。恰如一位讀者用詩篇所讚頌的那樣：“一不寫/個人哀怨，二不寫/兒女私情！用普通的文字/記載崇高的思想；用樸素的語言/抒發偉大的感情！寫的是/鬥爭里的風風雨雨；寫的是/征途上的陰陰晴晴……時時刻刻/想的人民；分分秒秒/想的革命！肺葉/和人民一起呼吸；心臟/和人民一起跳動……”（注：峭石：《王傑日記》（詩歌），載《延河》1966年4月號。）

 當然，“親友”和“公眾”只是隱身聽者的兩極，大量的日記聽者當是遊弋於這兩種身份之間。無論如何，日記書寫者心目中不同身份的聽者，影響甚至決定著日記的不同文飾傾向。（注：刁鬥先生少年時代的日記因被老師批評為“封資修”而改寫同報刊文章無二的“革命日記”，於是獲獎；大學時代，他的日記因被人偷看而東躲西藏，時時戒備，並且從不褒貶室友和同學；結婚後的日記因擔心被夫人看到，所以總是費神琢磨表達方式，並在日記里使用各種代號、遁詞，以備“魚目混珠，混淆視聽”。對此，他很是感慨：日記的本義是將自己心靈的波動轉移到一個安全的港灣，但事實上的日記“實在又成了一個人懷里的刺猬或腳下的地雷”，不得不在日記中“偽飾”全真的自我。見刁鬥：《關於日記》，載《青年文學》1990年第9期。）當然，我們至此所討論的主要還是限於那些不準備公開發表的、初衷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其中的“聽者”當然都是隱身的；一旦逾越了這一界限，寫日記就是為了（或不妨）公開發表給他人觀看，那麼，這樣的“日記”也就徹底溢出了它的本義而進入“文學”領地了。我們將著另文專論日記文體的文學性及其被文學挪用的形式意味。（收藏自 2016-06-1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