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迪金森這樣一生固守孤寂生活的人是少見的，這是她的天性使然；但是，孤獨的境遇或寂寞的時刻對於人生來說卻是常見的，於是，通過日記傾訴孤寂的自我就很自然和普遍。包括魯濱孫日記在內（盡管這是虛構的），古今中外許多優秀日記作品多為客居他鄉、出使域外之作，或為身陷囹圄、負荊流亡所寫的，還有“文革”期間的“知青日記”和“牛棚日記”等，都是作者身臨陌生世界，在孤獨和寂寞的煎熬中的自我傾訴。其中，《安妮日記》當是這類日記的代表。

安妮•弗蘭克1929年出生在德國猶太人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隨家人逃亡荷蘭。希特勒占領荷蘭之後，為了逃避法西斯的搜捕，全家躲進一家辦公樓的頂層，依靠友人的庇護在密室里蝸居了兩年。此間（1942年7月至1944年8月），年僅十幾歲的小安妮幾乎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更不能自由活動或者與同齡人交流，實在寂寞難耐，於是開始寫日記。她將自己的日記視為知己，親切地稱它為“凱蒂”，以給凱蒂寫信的方式記下了這兩年的見聞和生活。安妮的每篇日記都以“親愛的凱蒂”開頭，以“你的安妮”結尾。這一特別的“書信格式”，顯然是小安妮極度渴望朋友和交流的心理形式，是這一幼小心靈排解孤獨和寂寞的文體創意。安妮之所以假想“凱蒂”這一知音，虛擬一個並不存在的“聽者”，就是為了以更加直觀的訴說掙脫令人窒息的困境和難以忍受的孤寂。（注：和安妮類似遭遇的另一猶太女學生赫爾加•德恩當年在納粹集中營寫下的日記最近被發現，堪稱《安妮日記》的姊妹篇。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孤獨，我們每天都渴望鐵絲網外的自由。”見《文匯報》2004年12月21日駐慕尼黑記者嚴建衛的報道：《猶太女學生日記錄下集中營苦難》。）這一虛擬聽者的出現一方面來自安妮的靈感，更蘊藏著日記作者的無限辛酸、無奈和苦悶，其孤獨寂寞的神情躍然紙上。（注：密室被發現後，安妮慘死於法西斯的屠刀。父親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將安妮的日記保存下來，並於1947年出版，1952年被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迄今為止，《安妮日記》已被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1500多萬冊，並被多次改編為戲劇和電影，引起世界性轟動。參見《外國文學報道》1981年第5期和《外國文學》1985年第4期。）

如果說個人性格和特定境遇所造成的孤寂感僅是個別的、偶然的，那麼，個人私密之不能對他人言說所造成的孤寂感則是人生的普遍存在。如前所述，一個人的性格無論何等“陽光”，一個人的閱歷無論何等一帆風順，總有“不可告人”的私密存在。（注：頗受讀者尊敬的約翰•契弗（1912—1982）是一位嚴肅的美國作家，他的作品回避直露的性描寫，鄙視酗酒、同性戀等不良現象，但在日記中卻展現了完全相反的另一副面孔：嗜酒成癮，欺負妻子，恐嚇女兒，男女關系不檢點等，活脫脫一個粗魯、放縱和自我麻醉的形象。見《世界文學》1991年第3期。）個人私密之“不可告人”，很難說它就是汙濁的、卑鄙的，而是個人與社會之間達成的默契。“不可告人”之私密一旦曝光或外泄，於人、於己都會造成某種尷尬或傷害，本來正常的人際關系就會發生混亂。退一步說，即使汙濁和卑鄙的個人私密也有其不可告人或不予告人的理由，否則，無異於執意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而引發禍患。女中學生李偉因自己的日記被繼母發現而失語身亡的極端案例就很能說明問題。（注：李偉漂亮文靜，5歲時生母因病去世，父親很快迎娶了一個新娘。當時只有6歲的李偉對新來的繼母一直懷有戒備和敵意，於是就開始記日記，將對繼母的沖突和怨恨全寫在里面。直到1999年春節，李偉已是高中一年級學生，繼母發現了李偉整整寫作和隱藏了7年的5大本日記，於是惱羞成怒。使繼母沒料到的是，在她對李偉興師問罪時，極度恐懼之下的李偉突然失語了：李偉只是睜著一雙大眼睛望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經多家醫院治療無效死亡。見張爽：《日記招災，花季少女竟失語而亡》，載《女子文學》2000年第1期。）李偉在日記中對繼母所傾訴的怨恨是否合理姑且不論，我們僅僅從日記作為個人私密的“庇護所”這一角度來看，李偉的失語和死亡不僅有生理學和病理學上的原因，更有心理學和語言學方面的原因，即本來屬於私密的自言自語被突然公示，就像在公眾場合將一個人的衣服突然扒光，使其失去了任何遮羞和退避的屏障，可謂“無地自容”，從而導致精神乃至整個生命的全面崩潰。就這一意義而言，任何純屬個人的私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傾訴的管道，不能對他人言說而又非要言說的東西那就自我言說以實現心理的和諧與平衡。“自我言說”也是一種言說，既能釋放由於“不可告人”而積聚的郁悶，又能庇護個人的私密，是常見的語言行為，也是公認的基本人權之一。因此，尊重和保護日記的私密性，不僅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對於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都是必要的。

 日記之所以成為傾訴個人私密的管道和庇護所，就在於它在理性、德性和人性的層面隔斷了與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日記的私語言說及其文本的私密化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定規和法理，只有在理性、德性和人性淪落、“無法無天”的時代，日記才有可能違背作者的意願而擴散為公眾讀物甚至被人視作某種“思想的罪證”（像“文革”時代那樣）。（注：張抗抗曾經詳細講述過文革期間自己的“初戀日記”被造反派抄走的過程和感受：“幾乎從50年代開始，一個人假如在日記中傾訴了自己的心里話，而又不慎將其丟失，肯定意味著一場大禍即將臨頭。……19歲的我已隱隱懂得，中國人的日記還有信件，有時甚至會讓它的主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擔心。一次次偷偷哭泣，惶惶不可終日。更讓我氣惱的是，平日被我東藏西掖，就連媽媽也一直不讓看的、絕對保密的日記本，如今卻落到一群不相識的人手中。那些屬於我內心深處最珍貴、最秘密的個人情感，就這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人面前。好像一刀讓人劃開了胸膛，被人窺視被人嘲弄被人肆意歪曲踐踏，連同我的自尊和人格……”。見張抗抗：《遺失的日記》，載《北京文學》1998年第6期。）一方面是個人私密的客觀存在必然導致言說的沖動，另一方面，私密之所以是私密就在於它之不能與人言說。而所謂“個人私密”，本質上就是抗拒交流，就是自外於他人和社會，就是孤獨和寂寞，於是訴諸日記寫作。只有日記的私語言說才是宣泄並能屏蔽個人私密的話語場。

另一方面，即使不屬於個人私密的對話與交流，在現實的語言活動也很難真正充分和徹底地達成，即使言說者傾其真心和費盡口舌，也難以得到預期的回應。這是語言交流中常有的現象，是語言表達和接受過程中的先天性阻障，於是迫使人們不得不孤獨地面對自己，在日記中完成自己與自己的對話、真心與真心的交流。 總之，無論哪種類型的自我傾訴，真正的日記寫作概源於孤寂感的驅動；而任何孤寂感又都是信息屏蔽的產物，即言說主體與外部世界的不可通約性。日記作為孤寂者的自我傾訴，無論是來自性格還是來自境遇，或者是個人隱私使然，都表現為無對話、無交流、無回應的自說自話。就這一意義而言，任何日記都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文本。這樣，我們又回到霍金用來論證宇宙時間的“熵”定律——任何一個封閉系統都是一個從有序到無序的時間過程；日記作為一種隔斷外部交流的自閉性文本，其“自說自話”的言說結構決定了它的歷史同樣是一個從有序走向無序的時間過程。具體說來，日記的言說語體是言說主體依照時間順序對於言說空間的絕對占有，即日記的言說者主要是從本位立場出發，假借被時間格式化了的記憶敘說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和所思，無視聽者、讀者和他者的存在。於是，日記之所“記”的真實性也就沒有了任何客觀的參照和驗證，孤寂和郁悶的自我消解和傾訴成了日記言說的根本動因和終極目的。這樣，日記的私語言說就成了人類語言活動中最典型的霸權話語，日記的言說者成了所有言說主體中最主觀的話語獨裁者，因為它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的交流本性，其私語言說的可信度也就同歷史文本所強調的客觀真實性大相徑庭。這樣，日記作為一種閉合文本，從“記憶”走向“失憶”、從“真實”走向“失真”、從“可信”走向“可疑”，即從有序走向無序也就不可避免，日記的解體及其本義的消解也就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