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後，他認識到這時的所謂宏願，只不過是一個十七歲青年的充滿浪漫主義的激情。這兩首短歌含有對自己當年的所謂理想的空洞性和個人性格的批判。他回憶起當年老師的話，自然不免帶著些悔恨的成分。

“明星派”新秀

離開母校的石川啄木，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一日，辭別了父母，告別了故鄉和親友，帶著大井蒼梧老師贈給他的《北村透谷全集》，滿懷希望地來到了首都東京。起初，在同鄉那里借宿，後來，他租了個房間住了下來。在東京，他見到了那些渴望已久的同鄉友人。他們每日聚首暢談，或參觀遊覽。啄木還拜訪了浪漫主義詩人與謝野鐵幹和與謝野晶子（1878—1942）夫婦，他們邀請他參加十一月九日在城北俱樂部召開的新詩社秋季聚會。會上，啄木認識了不少著名詩人和作家，如巖野泡鳴（1873—1920）、相馬禦風（1883—1950）、高村光太郎（1883—1956）、和平出修（1878—1914）等。這次聚會，給這個剛出中學校門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振奮和激勵，認為這才真正像個文學家的“神聖的集會”。第二天，他又專程訪問了與謝野夫婦。他們見面後，從這次秋季聚會談起，涉及日本詩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詩人的為人，以及詩歌的寫作等，話題一再轉換，談得興致勃勃。他們一見如故的談話和熱情，也給啄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文學筆記《秋韷笛語》（十一月十日記事）里，詳細地記載了這次會見的經過和感受。和文藝界人士的接觸，是他決心從事文學事業來到東京後的最大收獲。

但是，在現實生活面前，卻使他困窘得一籌莫展。他所向往的東京，可以說並沒有伸出溫暖的雙手，來迎接這個滿腔熱情的遊子。他赤手空拳，一貧如洗。他沒能靠自己的天才，為實現自己的夢，開拓出一條可走的路。在那個社會里，一個既無專長，又無資歷（文憑）的初出茅廬的青年，自然是要碰壁的。一些鄉親故友為他奔走設法，或者聯系中學，打算重新從五年級讀起，換取一張中學畢業文憑；或者聯系英語學校，打算學有專長，以便糊口，等等。但是，這些路子都沒走通。擺在眼前的且不說學費，就是一日三餐的費用，也無著落。不用說，家里當然無錢寄給他，這是不能指望的。這時，幸好調到北海道的小樽去工作的姐夫山本千三郎，資助了他一些錢。為了謀求一條生活出路，他用這些錢買了一些英文書籍，如蘭姆（1775—1824）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拜倫（1788—1824）的《查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和丁尼生（1809—1892）、渥茲華斯（ 1770—1850）、朗費羅（ 1807—1882）等人的詩集。他每天在大橋圖書館，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貪婪地閱讀各種文學書籍，一方面著手翻譯易蔔生（1828—1909）的劇本，打算靠翻譯作品弄點收入維持生活。但是，這一努力也落空了。囊空如洗，一直不暇飽暖的啄木，由於艱苦生活的折磨，終於得了病，在發高燒中，暈倒在大橋圖書館。據他後來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病在腦神經和心臟，原來還有胃病，就這些病名就夠駭人的了。”這樣一來，他不得不中斷翻譯，而且，連正在構思的小說也都放棄了。只靠典當衣物維持一時的生活，哪里還經得起貧病交加。他交不上房費，便被房東凈身出戶地趕了出來。這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月下旬的事。不過，倔強的年輕詩人，並沒有向家人和親友求援。他走投無路，在東京市內流浪了兩三天，終於得到了一個陌生人的同情，住進了他的房間。這個人叫真壁六郎，和石川啄木年紀相仿，也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苦青年。他們同病相憐，在一起住了二十多天。有時兩個人一天只能吃到一頓飯，勉強活命。真是到了衣食無著，饑寒交迫，坐以待斃的危急關頭了。這時，他的父親得到了消息。然而，手中拮據，又不能坐視不理，無奈伐了寺里的杉樹，換了路費，才把兒子接回澀民村來。啄木到了家便病倒了。貧困的父母又為他籌措藥費進行治療。啄木每天和藥餌為伍，一直在家里療養了將及半年。

這半年的禪房養病生活，是石川啄木總結他第一次踏進社會的失敗經驗的最好時機，也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一向被人們以“神童”稱道而另眼看待的石川啄木，現在居然棄學進京，弄得潦倒不堪，幾至喪命而歸，人們的白眼和冷嘲熱諷，驟然間像瓢潑的大雨，劈頭蓋臉地傾瀉下來，使這個一向少年氣盛、倔強自負的年輕詩人，在孤寂和痛苦中，不能不進行深沈的思索。他要用“銳利的哲學思索的斧頭”去“解釋往事”。他從認識“我”著手，進一步研究“人”。當時，對他的思想影響較大的外國人是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意志論者尼采（1844—1900），德國作曲家、文學家瓦格納（1813—1883），日本人是高山樗牛和唯心主義哲學家、評論家綱島梁川（1873—1907）等。這時，他認識到自己從前的“愛”，止於“只愛愛自己的人”，未免偏狹，認為“愛是包容，是一體，是融合”，從而追求瓦格納所謂的“意志擴張”的愛，和宗教的所謂“自他融合”的愛。現在，他從混沌復雜的人生旋渦中，似乎看到了某種光明和希望。他認為，“真正愛自己的人，也就應該同樣地愛他人”，“別人若是與自己為敵時，最大的‘自負’是對其攻擊和迫害以冷默相待，要有保持自己人品的寬容和度量，這樣，最後的勝利終會來到沈默者的手中”。他說，“這是我的信仰的告白。”從宗教的角度看，這些思想主張，不過是那種忍耐、寬容和博愛的變種；而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思想主張，正是階級調和論和不抵抗主義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演繹。可以看出，這次非同小可的挫折，使他從和生存與本能相結合的“浪漫的超人主義”（高山樗牛）里解脫出來。他要從生的“妄自尊大的貪婪”中轉向“靈性的踴躍的追求”，正像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北村透谷（1868—1894）的名句：“百合莖雖折，猶自盛開花”。他把自己的信仰和希望放在這個基礎上。這些情況表明，石川啄木的思想，從對“我”的認識發展到追求人與人的關系上了。他的絕對的“愛”，他的“自他融合”的境界，無不帶著尼采和叔本華（1788—1860）的神秘悲觀的宗教色彩。但是，他和這些影響他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對人生並不絕望，他並沒有失去追求的勇氣和信心。作為一種磨練，可以說，石川啄木這次經歷，正是他的人生大學的第一課，是使他經受考驗的起點。安詳而寂靜的養病生活，使他沈潛於人生的思索，同時，也給他提供了創作的條件。這一年六月左右，他曾在《巖手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論瓦格納的思想》一文，連載達十次之多。同時，他還寫了一些詩歌。同年七月和十一月，他先後幾次在《明星》雜志上發表他的短歌作品，並被列為“新詩社”的同人。十二月，又在該雜志發表了他的作品《愁調》（五首），開始使用“啄木”這一筆名。他這時的作品，依然是仿照與謝野晶子等人的作品，帶著“明星派”的調子，流露著淡淡的哀愁和感傷，缺乏獨創性。十九歲的石川啄木，經過了一年來的治療和休養，已經完全康復了。這一年（1904）的年初，他與病中給他以極大精神安慰的堀合節子訂婚了。在他的戀愛日記《甲辰詩程》里，有如下的記載：

八日（一月）：晨早起，給節子寫信，坐車徑訪阿兄寓所。……與節子晤談，到夜八時過。啊，我的勇敢的妻，美麗的妻，無論發生何等事情，我們只能是終生之友，而無他途。的確，假如沒有愛，我將怎樣生活下去呢？啊，這一問，不久就要成為我終生的方針、理想和希望。……

十日：……來者有節子，我們談未來、談希望、交換著溫柔的吻，話頭不斷地繼續著。在詩、音樂、宗教方面，沒有隔閡，舒暢地交談。一旦話頭斷了，就在各自的眼神里閃爍起無聲的話語。……

盼望著的終於得到，相愛的終於晤面……。

十九日：早晨節子信來，喜訊！！！二十二日：田村姐丈來，住在這里，禁不住想起可愛的妻。……

二日（二月）：母親及時外出，為辦那件喜事……

三日：此日，為與節子事，母親去與她的父母訂親。……

四日：一點半，老母歸。萬事如意。……

節子的父母曾經反對這樁親事，但是，她矢志不渝，終於取得勝利。到九月，她們母女曾到寺里訪問，住了一周多，大半是在商量安排結婚的事。這時的啄木，高興異常，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愛的銅墻鐵壁之中似的”。

這一年，是石川啄木創作上豐收的一年。他先後在《時代思潮》、《明星》、《帝國主義》、《太陽》等報刊雜志上，發表了許多短歌和詩，在日本國內博得了些聲譽，以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新秀的姿態在詩壇上嶄露頭角。也就在這一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和沙俄帝國主義在我國東北地區角逐，對我國進行侵略。日本帝國主義封閉旅順港以後陸續取得的勝利，使日本國內狂歡沸騰。石川啄木雖然也隨之歡欣鼓舞，卻對那些不能體現“國民的理想”的政治人物，如當時的總理大臣桂太郎、大隈重信，樞密顧問官松方正義，參謀總長及兵站總監山縣有朋等人加以貶斥，認為他們沒有像德國的俾斯麥那樣，造成“國民的自覺、民族理想、自由的精神、堅忍進取的覺悟”。他要求他們能夠預先著眼於國民的思潮而創造出“自由與光榮的和平”的局面。這些出自資產階級民主與和平觀點的要求，對那些瘋狂的軍國主義者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他們根本不會去考慮創造“國民的文化”。

石川啄木的身體已經復元，他就不能不去積極地尋找生活的出路。他曾給詩人野口米次郎（1875—1947）寫信，表示願意到美國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這當然落空了。這年九月，他曾出遊到北海道，沒有找到什麽出路，就在十月下旬，再次去東京，為出版他的詩集而奔走。在東京，他遍訪了在京的朋友和詩人，如：與謝野鐵幹、姉崎嘲風（1873—1949）、綱島梁川等，也聯系過一些報社、雜志社，但是，不僅詩集的出版漫無頭緒，而且，仍然找不到職業。這使他打算靠詩歌謀生的夢想破滅了。接近年底，他出於對父母的安慰和孝心，往家里匯了二十元錢。這是他得到的一點點稿費，他手中也只剩下幾個零用錢了。他哪里知道，就在這時，他的家里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12月26日他父親的住持職務被罷免了。處分的理由是拖欠宗教費。這不過是個借口，實際上是村內和曹洞宗內部派系鬥爭的結果。他的父親不過是這一鬥爭的犧牲品罷了。不過，這一結果給啄木一家帶來了很大的威脅，對啄木本人今後的生活道路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啄木這時尚在東京，他還不知道家中發生的事情。新年一過，1月5日（1905）他出席了新詩社召開的新年慶祝會。會上，啄本又結識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詩人，作為浪漫主義詩人隊伍中的新秀，石川啄木受到了他們的歡迎。五月，他的處女詩集《憧憬》出版了。這是他這次來東京的最大收獲。著名詩人上田敏為詩集寫了序詩，與謝野鐵幹寫了跋，書前附有向同鄉的東京市長尾崎行雄的獻辭。

詩集《憧憬》（1905）收集了石川啄木自1903年11月到1905年3月的大部分詩作，共七十七篇。其中，有五十二篇寫於澀民村，占詩集的三分之二。

這是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詩人的抒情詩結集。這些詩篇，以即景抒情者居多，詩人以詩的語言，慷慨激昂的情調，抒發了他內心中的敏銳的感受，引起了評論界的重視。在毀譽參半中，詩人的詩才，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承認。有人認為，他較之後來成名的北原白秋（1885—1940），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等人遠為突出，即使存在著弱點和不足，但在明星派詩人里，也還是一流的。詩集的浪漫主義特色是鮮明的。首先，無論是即景或即事的抒情，都是對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充滿了對人世生活的嘆息和感傷，而且，和他的遭遇相聯系，時常出現對命運的懷疑，流露出一種孤獨感，不過，卻不是頹喪。其次，由於年輕，缺乏足夠的生活經驗，因而，他的抒情總是顯得空泛、概念化。而且，由於追求“永生”和“永劫”，因而反映出一定的宗教神秘氣氛。這和西方的象征派詩歌有一些相似之處，說明他也接受了傳入日本的西方象征派的影響。他的詩，雖然在抒情中也透露出某些民主成分，如針對侵略戰爭的非戰思想，對絕對主義統治下的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等等，但卻沒有將他的這些思想苦悶充分表現出來。他曾說，“最高的意志伴有最高的感情，這就是我的詩論”。不過，我們從他的抒情詩中看到的理性成分卻很少，他的這些詩作沒有對人生表現出更高的理想或者是深邃的探索。然而，這和當時那些專寫自我，抒發內心感受和情緒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又不同。他沒有那種誇張了的“我”的詠嘆，也沒有那種唯美的、享樂的傾向，他是在為純潔的、正直的人生而憂思。再次，應該看到詩歌形式和格調的頻頻變換。這種不穩定性，反映他從古典的傳統形式的和歌而轉向新體詩，在積極地尋求適應自己表情達意需要的詩歌形式，從而在突破傳統的“五七調”或“七五調”中所進行的大膽嘗試和革新。這在當時的詩歌界也是詩人們所不能回避的一項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