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進而言之，“謫仙人”這一傳說與“太白星”傳說——①天上太白星（超俗性、天才性）在人間化身（客寓性）這一基本構造是同質、同種的傳承。說二者具有很高同質性是指“太白星”傳說產生是以“名白”為契機，“謫仙人”傳說是在他出仕長安以後逐漸醞釀而成。(19)若說關於誕生時的傳說與登上中央詩壇時的傳說二者之間主要差異只是年代先後關系不同。

若以這誕生傳說與人格、詩風傳說二者為前提來考察其臨終傳說“捉月”的傳承，那麽，後者明顯與前二者相對應，即三者共同將以超俗的、天才的、客寓的為基調的李白形象推向系統完成階段。

不用說，形成這一系統傳說意圖，就形成者（個人或集體）來說未必有很強自覺性，但，形成者自覺意圖的有無、強弱，屬另外問題；而傳說一旦形成，由於其本身的構造便發揮出各種各樣的表現功能。而這種表現功能極弱的傳說縱使形成，最終也難以廣為傳播，為人所接受，其原因主要在於，讀者由具體作品獲得了一個關於該作品作者的“人物形象”，便產生一種期待感，而這一期待感又與眼下所提供的有關該作者傳說中所構成該作者形象不吻合。如《新唐書》（杜甫傳）中所記有關杜甫與嚴武不睦的傳說（杜甫傲慢無禮幾為嚴武所殺）即屬此例。

“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剌史章彜，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彜。”

而今我們縱觀文學史有關情況可知，人們並不介意“捉月”這一傳說是在李白沒後百余年才逐漸形成這一點，仍把它看作是李白詩及其生平象征，看作是正面形象而誦讀不盡，吟詠不絕。(20)至於溺死本系不祥之語，屬應忌避的負面印象，則被更強有力的正面印象所掩蓋了，這就是文學繼承史中實際狀態。

那麽，這捉月傳說的魅力中核是什麽呢？正如本文第三節中所揭示兩個功能：①將李白詩歌主要題材典型化。②將對“詩人李白”觀念形態方面認識基調予以可視化、形象化，這二者相輔相成，從而構成更為鮮明印象。也即：李白的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由於他在長江采石磯飲酒、捉月入水而死而輪廓鮮明，具有可視化、形象化。換言之，超俗的客寓人間的天才詩人與其在自家宅中平凡的衰老病死結局不相適應，他應在酒興之中同萬里長江明月溶為一體，以保持其永恒的生命。捉月傳說就表明了這一點。而宋·梅堯臣的吟詠“騎鯨上青天”（《采石月贈功甫》）和元·薩都刺的吟詠“不作天仙作水仙”（《采石懷李白》）(21)，就描繪了太白星之精的謫仙人李白順江月之光誘導，奔向遙遠太空或千尋水底的情景。這被詩人屢屢吟誦的附加的幻想意象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五）關於杜甫、李賀臨終傳說

關於李白臨終傳說的地位及其意義，已經言明，而給人以同樣印象的杜甫與李賀臨終傳說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舊唐書》、《新唐書》中《杜甫傳》所記“牛肉白酒”的臨終傳說，雖然是基於《明皇雜錄》(22)那樣小說雜記類材料(23)，但實際還是以杜甫自身作品為內因(24)，而且還由記載唐代歷史的兩部正史明確記錄在冊，因而其傳承，在讀者接受上，遠比“捉月”傳說更具可信性，並且至今它還以史實之見作為一說並存於世。(25)但是，與幾乎並非史實，純在讀者鑒賞接受過程中所產生的“捉月”傳說相比，杜甫臨終傳說的形成過程中卻有相當的不同之處。

乃溯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縣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舊唐書》卷一九○下）

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肉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新唐書》卷二○一）

另一方面，關於李賀臨終傳說的“白玉樓”的傳承，是由晚一代的李商隱《李賀小傳》（《李義山文集》卷四）記載李賀姐姐之言，因而傳承的來龍去脈（即李商隱所記，李賀姐所言）本身具有較高可信性，內容方面與李賀好幻想形象相對應，但較“捉月”傳說和“牛肉白酒”傳說缺乏現實性。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雲‘當召長吉’。阿女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

少之，長吉乏絕。長（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飲五鬥黍許時，長吉竟死。

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李商隱《李賀小傳》，四部叢刊，《李義山文集》卷四）

將杜甫與李賀二人臨終傳說比較一下，首先給人以這樣一個感覺，隨著時代變化，關於杜甫的主要話題“牛肉白酒死”→“溺死”→“舟中病死”也在相應變化，而關於李賀“白玉樓”的傳說卻是一以貫之，沒有變化。

若進而言之，何以如此，其原因不外乎是傳說，尤其是關於臨終傳說，其形成之時即反映了人們對該人物的評價和印象。因而，當既成的臨終傳說同新時代對此人的評價和印象不吻合時，傳說自身就被改編或變形。

關於杜甫的臨終傳說，正如眾所周知，與杜甫作品本身有關，也就是說，從下面一段記述看，是在其沒後不久形成的。

“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仇注》卷二十三）

這首古體詩的詩題與正文清楚記載因江水暴漲，宿泊於方田驛的杜甫①被洪水阻後九日，耒陽聶縣令才得以致書及酒肉以救其饑，②呈詩給縣令以致謝意。其詩曰“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溔。”無疑，杜甫親筆所描述其晚年饑寒衰老的水鄉生活具體情況，為《明皇雜錄》和《舊唐書》、《新唐書》的關於杜甫臨終傳說，提供了直接素材，尤其是作為正史的《舊唐書》《新唐書》將“旬日不得食”作為“酒肉飽死”的重點依據來記載，說明①其記敘與杜甫自己親筆所記“療饑荒江”相一致。②自中唐至宋初杜詩讀者們並不以杜甫這樣的形象為非，至少大體輿論大趨勢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