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趨勢一直持續到南宋中期，直到形成否定“酒肉飽死”傳說的“溺死”說。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引唐人李觀《杜傳補遺》（近年研究(26)已指明應系“宋人李觀”所作）其中記載另一種傳說，耒陽聶侯為欺騙玄宗捏造虛假報告，實際杜甫是因大水溺死。

(A)唐杜甫子美，詩有全才，當時一人而已，泊失意蓬走天下，由蜀往耒陽，依聶侯，不以禮遇之，子美忽忽不怡，多遊市邑村落間，以詩酒自適。

(B)一日，過江上洲中，飲既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湍漂泛。其屍不知落於何處。

(C)泊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侯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聞玄宗。

(D)聶侯當以實對天子也。既空為之墳，又醜以酒炙脹飲之事。子美有清才者也，豈不知飲食多寡之分哉。詩人憾之，題子美之祠，皆有感嘆之意，知非酒炙而死也。

(E)高颙，宰耒陽，有詩曰“詩啟天寶大，骨葬耒陽空”，雖有感，終不灼然，唐賢詩曰“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墳。”獨韓文公詩，事全而明白，知子美之墳空土也，又非因酒而死耳。（宋·李觀《遺補傳》《分門集注杜工部集》，四部叢刊本）

(A)(B)(C)是關於杜甫臨終傳說部分，(D)(E)後半二段皆為記述者評語，雖然“耒陽——聶縣令——大水”這地域、人物、背景三者與“酒肉飽死”傳說相同，但在這溺死——傳說中卻完全未提牛肉白酒一事，耒陽杜甫墓是聶縣令為應玄宗詔積空土而成。

杜甫死於770年，比玄宗之死762年要晚八年，僅此一點可知這一傳說的虛構性，後半一系列的評語表明，記述當時傳說杜甫系溺水而死的人們認為“牛肉白酒死”傳說有損杜甫形象，因而力圖予以洗涮、否定。

(E)結末一段中所說“韓文公詩”，在南宋中期撰的蔡夢弼會箋《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外集》（附錄酬唱）、《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序），繼其後，徐居仁編、黃鶴補注《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卷頭序碑銘）中，都收有韓愈《題杜工部墳》、《題子美墳》七言古體詩。(27)正如李觀所稱讚“事全而明白”那樣，詩的內容和評價與《遺補傳》溺死傳說內容相同，由此可見，《遺補傳》明顯是依據這首詩而記敘溺死傳說的。但韓愈詩文集中無此詩，采錄者蔡夢弼自己也認為“此……惟載於劉斧《摭遺小說》（二十卷·逸）。……乃後之好事俗儒，托而為之，以厚誣退之，決非退之所作也明矣”，此詩純系偽作，根據有關論文（見注(26)）考證看，此詩當作於北宋至南宋期間，是構成杜甫溺水而死傳說的主要一環。

這“溺水”的傳說，正如引用並批判這一傳說的仇兆鰲所感嘆：“此說欲‘辯牛酒飲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出俗子妄撰耳。”但，因不測洪水而死，與因自己飲食招至“酒肉飲死”相比，確是進一步的修正。而這一修正卻體現了這傳說形成者的意圖。

歸根到底，在宋——元——明——清的杜甫為“詩聖”(28)這一至高評價中，關於杜甫之死，既非“飽死”也非溺死，而是於舟中“病死，衰老而死”這一說占主導地位。當然，也有象清初錢謙益那樣注釋者強調“飽死”一說的史實性：“牛肉白酒，何足以為垢病”。但就注釋史上大趨勢看，還是以仇兆鰲為代表的“病死”說成為定論而普遍流傳，以至到今天情況也是如此（近人“病死”說，以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聞一多全集》集錄丙集中最為詳盡）。

尤其是，詳盡精細的《錢注杜詩》，批判了宋·呂汲公《杜詩年譜》(29)、宋·王得臣《塵史》(30)、宋·黃鶴《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31)等所倡導的“病死”說，一改而倡導復活“酒肉飽死”說，結果清初諸家注釋，都將對《錢注》的再批判列為重點。如在黃生《杜工部詩說》（卷十一）《諸體》和仇兆鰲《詳注》（卷二十三）中一系列考證文筆中都能使人感受到那種力求否定對杜甫不利傳承的執著信念。由此可見，關於杜甫臨終傳說的形成與流傳，對杜甫傳記論的影響意義是何等重要。

與此相對，關於李賀臨終傳說“白玉樓”，可以說自始至終基本上一以貫之而沒有變化。這意味著從李賀時代至今，對李賀的詩與人生的印象和評價基本上沒有變化。“白玉樓”中人今天已成為一種比喻(32)，足以表明其傳說具有很強的流傳繼承性。

“白玉樓”傳說主要成因，無疑，乃是源自李賀的性格與作品的個性。李賀性格特征：其“細瘦、通眉、長指爪”的外形描寫（《李賀小傳》），他的母親曾感嘆“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爾”（《李賀小傳》），已勾劃出李賀的形象。而其作品個性，也就是由其作品，尤其如《秋來》、《神仙曲》、《感諷·其三》、《蘇小小墓》、《南山田中行》這些主要作品的特色所體現的特殊個性：即對冥冥世界＝鬼的世界的共鳴與關注。

李賀性格特征與其作品的獨特個性表現二者相得益彰，為“白玉樓”傳說——它象征李賀具有與死後世界靈魂交往能力——的形成與流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為保證“白玉樓”這一傳說的reality（真實），還將“緋衣神人”、“赤虬”、“奇怪的古文字”、“與冥宮文人相應的李賀文采”、“空中流動的車駕、音樂聲”……等，作為眾人白晝親眼所見所聞所感之語記敘下來。

順便說一下，從現存資料看，最早將他看作“鬼才”象征，是在李賀沒後二百年的宋初錢易《南部新書》（丙）中評語：“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但，南宋葉廷圭《海錄碎事》（卷十八〈文學·文章〉）中有“唐人以太白為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李賀鬼才絕”之語。由此看來，首次以“鬼才”一語評價李賀，很可能追溯到比《南部新書》還要早的時期。不管怎樣，不用說，“鬼才”這一心象構造是構成“白玉樓”傳說的基礎，而更根本的東西是：與其說李賀詩中冥界描寫和“白玉樓”傳說是構成“鬼才”之評的直接母胎，莫如說是因以李白為“天才，仙才”形象為聯想的出發點，從而要構成一幅“天·人·鬼”三者相對畫面，才導致鬼才評語出現，更為切當。饒有深意的是，中間的“人才”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它表明了當時批評史輿論的趨勢所向。

（六）結論

一般說，文學史中出現的“作者”和“作品”都具有這樣一種基本性格特征，只有同讀者關系才是決定其地位和意義的東西。

這里所說讀者，包含①一般讀者，②同類型的創作者，③研究者，進而，④作者自身，所有讀之者。

從歷史角度看，關於李白《捉月》傳說，關於杜甫《牛肉白酒》傳說，關於李賀《白玉樓》傳說，是中國文學史上象征詩人的詩風與人生的最著名的臨終傳說。(33)

若從各自臨終傳說是詩人各自詩風與人生象征這一角度來比較一下李白、李賀、杜甫三位詩人，那麽，李白情況是這樣的：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誕生傳說（“太白星”傳承）→作風傳說（“謫仙人”傳承）→臨終傳說（“捉月”傳承），是系統的三個同質的傳說。李賀的情況是這樣的：沒有相當於誕生傳說之故事，而作風傳說，則是極有個性色彩的“嘔心”傳承——持續作詩直到吐出心臟——成為他詩歌創作態度的象征。不用說，這與“白玉樓”傳承同樣，具有增強李賀“鬼才”形象之功能。

與此相對，杜甫的情況則是這樣，總體上缺乏傳說故事性東西，有關誕生傳說、作風傳說這些對他來說應該有的傳說卻完全沒有。(34)此外，就是極為重要的臨終傳說本身，由於它活畫出杜甫晚年末期貧窮零落情景，但為了與杜甫“詩聖”這一很高評價相適應，逐漸就有強烈的否定這一傳說的感情和念頭出現，以至形成另外一個關於臨終的傳說，並在其生平闡釋史中（擴而大之到鑒賞接受史）占主導地位。若從杜甫作詩態度及傳記史料看，象杜甫這樣本質上缺乏傳說性詩人，卻有“牛肉白酒”這樣鮮明的臨終傳說，便特別引人注目。對此，可能有下面兩種相反解釋：①這一傳說，至少其源起，有一定程度的事實為依據。②純屬虛構，盡量將非傳說的杜甫人生以傳說化，具有很強的象征性。

以上考察表明，關於圍繞三者臨終傳說所出現的一系列的差異，不僅是各個傳說的構造和功能的差異，也是三位詩人的詩風和個性的差異在鑒賞接受史上在綜合整體感覺方面的鮮明反映。這一點，還可以將韓愈、白居易那樣與臨終傳說根本無緣的詩人拿來作比較，從而得到進一步驗證，以使問題探討深入。

這就意味著，著名的傳說，尤其是著名的臨終傳說——不管其史實真偽如何(35)——都含有極大傳記論價值。只把它看作小說家的雜記，忽略了它，或將它作為批判、否定的對象，就失去一個可能含有豐富論述內容領域。而傳說及傳說的形成、繼承原因，僅就客觀方面看，更多的是取決於“作品”和創作作品的“作者”性格本身。（劉維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