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比黃昏時分在裏約熱內盧的伊帕內瑪海灘上喝一杯廉價的冰鎮啤酒更為簡單或單純的快樂了。裏約熱內盧的海灘是最為快樂的城市空間之一。那裏的天氣基本上是無可挑剔的，那裏的海灘上通常擠滿了俊男靚女。眺望東面的大海，人們可以看到一條在甜面包山映襯下的非常美麗的海岸線。沿著海岸線，一排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將美麗的海景盡收眼底。裏約熱內盧作為巴西的首都已經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它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重要地位也隨著這段時間的過去而有所下降，但這座城市仍然是這個快樂國家中最為快樂的地方。以美麗的古老建築和優美的自然景色為基礎，裏約熱內盧人打造了一個令人激動的城市空間。對於遊客來說，這個空間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但裏約熱內盧人似乎比遊客更能體會到它的樂趣。

　　如果從伊帕內瑪海灘向山頂望去，你將會為科爾科瓦杜山上一尊巨大的耶穌基督雕像所吸引。但仔細一看，你會在這座世外桃源一般的城市裏發現一些大煞風景之處。裏約熱內盧周圍的山上到處都是貧民區和棚戶區，那裏通常沒有電力供應或下水道。它們出現在這些山上似乎有些莫明其妙，顯得很不協調。裏約熱內盧周圍的山上擁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美麗景色，為什麽還會出現淩亂破舊的棚屋呢？為什麽這裏的法治就像完善的基礎設施一樣缺乏呢？棚屋的出現讓海灘上的遊客們意識到：裏約熱內盧並不僅僅是觀光客們的度假勝地，它還擁有100多萬擁擠在破爛不堪的棚屋之中的人。
　　柏拉圖在2,500年前說過：“任何一座城市，不論它的規模有多小，其實都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窮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則是富人的城市。”幾乎每個發展中國家的每座城市都存在著貧困人口聚居區，即棚戶區。在某些城市裏，如加爾各答或拉各斯，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和嚴重，以至於旁觀者不禁要把整座城市看成是地獄。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城市中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貧困現象。在美國，城市的貧困率為17.7％，郊區為9.8％。
　　城市貧困現象的普遍存在似乎表明：城市是不平等和被剝奪的地方。許多研究城市問題的學者都把超大城市中的這一問題看作是一種嚴重的危機，它通常意味著孟買和墨西哥城中居住著大量貧困人口。對許多人來說，限制這些超大城市的發展似乎是很明智的。它們的擁擠和臟亂決定了數百萬人的生活會是非常困難和沒有希望的。在發達國家，舒適宜人的同質化郊區看上去可能比令人咋舌的城市鴻溝更加平等，後者將紐約第五大道上的億萬富翁與貧民區裏的孩子截然分開。
　　但是，上面一段表述中充滿了廢話。從裏約熱內盧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貧困現象事實上體現了城市的優勢，而非劣勢。超大城市的規模並非過於龐大，限制它們的發展將會導致更多的困難而非好處。城市的發展是減輕農村貧困的一個重要途徑。從許多方面來看，相對於不平等的城市，表面上看似平等的郊區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更加值得關註的問題，尤其是對那些無法享受那裏快樂的人們來說。
　　城市裏充滿了貧困人口，但並非是城市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而是城市利用將會提高他們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來了貧困人口。剛剛進入大城市的人口的貧困率高於常駐人口的貧困率，這表明城市居民的財富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幅度地增加。從其他地方來到城市的貧困人口不是傻瓜，也沒有什麽錯誤。他們紛紛湧到城市裏來，是因為城市具有他們在原來居住地所無法找到的優勢。城市貧民窟的嚴重問題並不在於城市裏的人口太多，而在於這些居民往往過於脫離大城市的經濟中心。大量的城市貧困人口的確構成了我們所必須面對的挑戰，這是將要在下一章中討論的問題。但是，希望城市能夠接納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貧困人口遠遠要比希望那些潛在的移民在農業孤島上壽終正寢好得多。
　　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是非常密集的，因為貧民窟裏的生活仍然要好於貧困農村裏單調乏味的生活。很長時間以來，與巴西內地的偏遠地區相比，裏約熱內盧提供了更多的經濟機遇、公共服務和樂趣。美國的貧民區裏充滿了逃避集體屠殺或貧困的移民，以及逃避在種族歧視盛行的南方從事農業勞動的辛苦的非洲裔美國人。19世紀時，曼徹斯特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與大量的貧困人口有關。這並非因為這座城市正在陷入衰退，而是因為它的工廠吸引了急於來這裏工作的農村貧困人口。事實上，我們應該更多地為那些貧困人口太少的城市感到擔心：它們為什麽不能吸引比較貧困的人口呢？
　　在一個充滿自由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或明確、或含蓄地選擇自己的居住地；前者即遷移，後者即留守在他們的出生地。一座城市的人口構成會告訴你它能夠為居民提供什麽。鹽湖城有大量的摩門教徒，因為對摩門教徒來說那裏是一個好地方。倫敦有許多銀行家，因為那裏是管理財富的好地方。像裏約熱內盧這樣的城市之所以擁有大量貧困人口，是因為它們對貧困人口來說是相對較好的地方。簡而言之，即使你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也仍然可以享受伊帕內瑪海灘的美麗景色。
　　人口的自由流動意味著城市的某些成功可以讓某個地區變得更加貧困。經濟學強調刺激因素的力量。當做某些事情的收入增加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做這些事情。某個地方之所以缺少貧困人口，是因為它缺乏某些重要的東西，如可以負擔得起的住宅或公共交通，或技能水平較低的人可以勝任的工作崗位。城市貧困的重大悖論是，如果某個城市通過完善公立學校或公共交通的方式改善了現有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那它將會吸引來更多的貧困人口。
　　最近30年以來，美國各個城市在建造了新的快速公交站點之後，這些站點周圍的貧困率基本都是上升的。這並不意味著公共交通正在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而是由於貧困人口在自己沒有汽車的情況下非常註重交通的便利性。事實上，公共交通大量地運送和吸引貧困人口是一件好事，而非一件壞事。
　　促使貧困人口來到城市的力量是什麽呢？首先，他們來到城市的目的是找一份工作。城市的人口密度提供了交易的可能性，它促進了市場的出現。全球最為重要的市場是勞動力市場，一個人可以在其中把自己擁有的人力資本出租給擁有金融資本的另一個人。但是，城市的作用遠遠不限於為勞動力和資本家之間的互動提供可能。它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崗位，並且往往是數以千計的崗位；一座大型的城市就是一個多樣化的雇主組合。
　　如果城市中的某一個雇主破產了，將會有另外一個（或兩個，或10個）雇主取代他的位置。這種雇主組合也許無法提供能夠抵禦由於嚴重經濟衰退而導致的全球崩潰的保險，但它的確可以消除一般性的市場震蕩。只有一家公司的城鎮就只能依賴某個單一的雇主，如賓夕法尼亞州的赫爾西，工人們的生活完全依賴於這位雇主的興衰。紐約或裏約熱內盧則不然，那裏有大量各行各業的工廠。由兩位經濟學家完成的一項經典研究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經濟低迷的時期，缺少多樣化雇主的地方的失業率要比其他地方高出3％左右。
　　城市中豐富多彩的工作崗位也有利於人們發現自己適合幹什麽與不適合幹什麽。數千年以來，大多數人不辭辛苦地在農田裏耕種，而不管自己是否具備耕種的任何技能。在城市裏，人們可以從一家企業跳到另一家企業，也可以從一個行業跳到另一個行業。在跳槽的時候，人們了解到自己喜歡幹什麽與適合幹什麽。如果托馬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不得不終生務農的話，這個世界將會遭受多大的損失呢？
　　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
　　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是從19世紀末開始出現的，當時巴西正在步履蹣跚地走出半封建的歷史。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當其他的新世界國家（如阿根廷和美國）通過選舉的方式產生領導人時，巴西的統治者仍然是一位皇帝——葡萄牙布拉幹薩王朝的一位後裔。而且，奴隸制度在巴西仍然是合法的。
　　在19世紀中期，裏約熱內盧40％左右的人口是奴隸，共計有8萬人。在廢除黑奴主義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潮流的過程中，奴隸們紛紛跑到裏約熱內盧來逃避種植園的生活。19世紀逃亡到裏約熱內盧的奴隸們形成了被稱為逃奴堡（quilombos）的貧民窟，這就是棚戶區的前身。皇帝佩德羅二世並不喜歡奴隸制度，但可能由於擔心白人的政治抵制，他沒有試圖解放全國其他地區的奴隸。最後，在這位皇帝於1888年離開巴西之後，他的女兒以攝政者的身份簽署了巴西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從而使巴西成為美洲地區最後一個結束奴隸制度的國家。皇帝對於白人反對的擔心是正確的。第二年，在由於失去人力資本而強烈不滿的寡頭的支持下，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布拉幹薩王朝的統治。
　　第一個真正的貧民窟並未出現在裏約熱內盧的市內，而是出現在巴西東北部的貧困農村。作為一位巡回傳教士和從前的廢奴主義者，安東尼奧顧問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叫做卡努多的小鎮。鎮裏的居民從前都是奴隸，他們從此開始了抗稅鬥爭。到1895年，卡努多已經擁有了3萬多人口。於是，安東尼奧拒絕納稅的行為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威士忌叛亂了。1896年，雙方爆發了公開的戰爭，政府派出數千名士兵占領了這座小鎮。在卡努多最終陷落之前，大約有15,000人死於這場戰爭。
　　盡管巴西軍隊贏得了勝利，但極為吝嗇的巴西政府卻選擇了拒絕支付軍餉。士兵們作出的反應是在裏約熱內盧城外的山上建立自己的村莊，於不知不覺間模仿了他們剛剛擊敗的安東尼奧。這一棚戶區變成了貧民區摩洛達普羅丹西亞。在後來的70年裏，有成千上萬的貧困農民來到裏約熱內盧，其中許多人是獲得了自由的奴隸。破爛不堪的房屋也許看上去並不令人滿意，但至少要比在種植園裏為從前的主人勞動好得多。正如20世紀聚集在美國各個城市裏獲得了自由的美國奴隸一樣，這些獲得了自由的巴西奴隸也選擇了充滿希望的城市，而放棄了貧困的農村。
　　外國遊客往往會將生活在裏約熱內盧的窮人與他們在其他地方見過的窮人（比如美國貧民區裏的居民）進行對比，後者的生活條件無疑要好得多。但這種對比是錯誤的，這些貧民窟中的居民通常沒有去洛杉磯生活的選擇權。因此，應該把他們與外國遊客基本上看不到的、生活在巴西農村地區的窮人進行對比。裏約熱內盧有大量的貧困人口，但它與巴西東北部農村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稱，90％的裏約熱內盧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東北部農村地區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這一貧困線以上。
　　即使與最為悲慘的城市貧困人口相比，農村地區的情況通常仍然更為糟糕。尼日利亞的首都拉各斯經常被描述成“一個極端被剝奪的地方”。但實際上，拉各斯的極端貧困率在按照這座城市較高的物價水平進行調整之後，仍然不到尼日利亞農村的一半。大約3/4的拉各斯居民可以喝上安全的飲用水。這一比例看起來低得讓人感到恐怖，但它卻遠遠高於尼日利亞的任何其他地區——後者的水平通常不足30％。加爾各答也被認為是“一個嚴重被剝奪的地方”，但這座城市的貧困率為11％，而西孟加拉邦農村地區的貧困率則為24％。近些年來，10％以上的西孟加拉邦的農村居民面臨著食品短缺的問題，而城市居民的可比數據不足1％。
　　城市和城市化不僅與更加繁榮的物質有關。在較為貧窮的國家裏，城市居民表示他們的生活也更為幸福。通過對25個較為貧困的、人均GDP不足10,000美元的國家的抽樣調查，我得到了有關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自我報告的幸福指數調查結果。我發現，表示他們生活得非常幸福的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較高的有8個國家，較低的則有7個國家。表示他們生活得非常不幸福的非城市居民所占比例較高的有16個國家，較低的則有9個國家。
　　與偏遠地區不同的是，城市裏的貧民窟往往被作為跨入中產階級的跳板。例如，盡管曼哈頓下東區的貧困率很高，但這裏誕生了一系列令人驚嘆不已的成功故事。在下東區定居的猶太人擁有一種長期註重學習的文化背景，生活在一個迅速增加教育投入的國家。而對於巴西的奴隸以及他們的後代來說，情況並不樂觀。他們幾個世紀以來沒有進過學校，巴西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一向很少。不過，貧民窟仍然誕生了一些值得關註的成功故事。
　　萊拉·貝萊斯是一個在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裏長大的清潔工人的女兒，她14歲時在一家麥當勞快餐店裏找了一份工作。她的小姑子是一位理發師，她們兩個人決心要找到一種拉直自己卷發的方法。她們了解這種產品的市場規模，因為她們周圍的人都想擁有一頭直發。這兩位初出茅廬的創業者沒有任何文化背景。不過，萊拉的丈夫允許自己的妹妹和妻子用她們調制的各種稀奇古怪的配方在他的頭發上做試驗。他一次又一次地變成禿子，但經過無數次的試驗和失敗之後，她們終於生產出了一種有效的頭發拉直劑。
　　貝萊斯為這一產品申請了專利，並以3,000美元的價錢賣掉了她的大眾甲殼蟲汽車，然後用這筆錢作為啟動資金開辦了一家美發店。她們非常了解自己的顧客，產品的銷售情況非常好。從那以後，她不斷地增加美發店的數量，主要聘用從前的顧客作為雇員。現在，她的企業每年銷售的美容產品達到了3,000萬美元。從某些方面來看，她成了20世紀初的企業家沃克夫人的現代版。沃克夫人依靠自己的“神奇生發水”擺脫了貧困，並成為最成功的非洲裔美國企業家和當時全球最成功的女企業家。
　　偶爾出現的成功故事並不意味著城市裏的貧困現象是不可怕的。它的確非常可怕。在本書的讀者中，很少有人願意在貧民窟裏住上一周的時間，更不用說在那裏住一輩子了。盡管城市裏的貧困現象非常可怕，但它可能為貧困人口和整個國家提供了一條走向繁榮的道路。在今後的50年裏，巴西、中國和印度可能會變得更加富裕，創造財富的將是與全球其他地區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城市，而非封閉孤立的農村地區。
　　看到較為貧窮的超大城市中實際存在的問題，然後認為人們應該返回他們原來所在的農村地區——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將會拯救發展中國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農村。許多貧窮國家存在著土壤質量不佳的問題，這是導致他們貧窮的原因之一。因此，它們不可能成為全球農業領域的領導者。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術，而新技術的應用又會減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數量。正是由於這種原因，農業的發展不可能導致普遍的繁榮。貧窮國家農村地區的開發存在著內在的困難，因為大量地提供基礎設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貧窮的農村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個了解遙遠過去的窗口，千年以來，它們幾乎沒有什麽變化。城市是風力強勁的旋風，它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它給一些人帶來了財富，也給另外一些人帶來了痛苦。城市給人帶來的可能是一顆子彈，但它也提供了一個讓人過上更加富裕、健康與快樂生活的機會，這種機會可能來自於與全球各地的緊密聯系。農村裏的生活可能比貧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種讓世世代代永遠受窮的安全。全球最貧窮地區的現狀是非常可怕的。正因如此，城市必須有所作為，尤其是因為城市可以傳播各國在融入全球經濟過程中需要具備的知識。
　　大量的移民湧入城市肯定會給城市的基礎設施帶來壓力，這是反對發展超大城市的最為常見的論據之一。盡管新移民的湧入造成了城市原有居民道路和供水質量的下降，但新移民從幾乎沒有任何基礎設施的地方來到了城市，他們享受到了完善的交通與公共設施帶給他們的所有好處。通過阻止人們使用來維持城市基礎設施優質與高效的做法是錯誤的。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讓更多的人能從中受益，這是更加合乎道義的做法。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從傳統上來看，政府在解決城市貧困問題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並非總是足夠的話——遠遠多於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上所付出的努力。這種情況在巴西已經存在了100多年。裏約熱內盧在1960年之前畢竟是巴西的首都，而且貧民窟距離巴西各界精英的官邸很近。自20世紀初開始，巴西開展了一項旨在讓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更加健康的公共衛生運動。
　　政府發起了一場接種疫苗的活動，並最終在貧民窟裏設立了學校和某些醫療保健機構。“上帝之城”是政府為改善貧民窟居民的居住條件而采取的一項舉措，它為一部講述裏約熱內盧貧困生活的電影提供了素材。維持治安一直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不過貧民窟中的犯罪起碼已經被視為需要中央政府去解決的一個全國性問題。因此，一些資源被投入到改善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方面，但很難一見的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仍然沒有得到多少關註。
　　這些改善裏約熱內盧貧困人口生活的努力獲得了具有諷刺意義的結果：更多的貧困人口湧入了貧民窟，從而形成了城市貧困的悖論。如果政府只在城市裏提供醫療保健和教育，而沒有擴展到農村地區，那麽這些服務將會吸引更多的貧困人口湧入到城市中來。任何試圖降低某一座城市貧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會弄巧成拙，因為更多的貧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會提高這座城市的貧困水平。
　　進步的平臺
　　對貧民窟的臟亂感到震驚的美國人已經忘記了他們自己城市的過去。這種極端的貧困和富裕在19世紀的美國城市中是很常見的現象。逃避饑餓的愛爾蘭移民經常居住在貧民區裏，如紐約的“地獄廚房”。它位於曼哈頓西區第34街到59街之間，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追求時尚、引導潮流的街區。曼哈頓上東區從第59街延伸至96街，位於第五大道與東河之間的區域，如今擁有一些非常昂貴的住宅房產，但在19世紀時也曾充斥著愛爾蘭人的簡陋棚屋。上東區兵工廠的位置顯得很不協調，它的周圍是聳立在公園大道旁邊的高級公寓，貪圖享受的士兵當初就是為了保護城市的精英們免受狂放不羈的移民的襲擾而駐紮在這裏。
　　除了紐約之外，波士頓也被認為是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母親城。在20世紀40年代，紐約實際接納的愛爾蘭移民要多於波士頓，但紐約的愛爾蘭移民後來被來自東歐和其他地區的大量移民淹沒了。在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期間，波士頓接收了大量的愛爾蘭移民，但它所接收的後來成為移民主流的其他種族的移民卻很少。波士頓的愛爾蘭特色肯定是興旺發達的帆船時代的產物。19世紀40年代，在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期間，前往波士頓比前往紐約更加便捷，如果不是更加便宜的話。如果你們是一個貧窮的、缺少食物的愛爾蘭家庭，那麽前往波士頓並在那裏定居，往往是非常明智的做法。30年之後，蒸汽機代替了船帆；前往波士頓的船只大幅度減少，19世紀末的移民大量地湧向了紐約。前往波士頓的移民減少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這座城市將會為美國人與愛爾蘭人之間的沖突所困擾。
　　波士頓作為一座愛爾蘭裔美國人城市的聲名與一個家族——肯尼迪家族——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這個家族的故事可以說明城市的貧困是如何轉化為機遇的。帕特裏克·肯尼迪在1823年出生於愛爾蘭的韋克斯福德縣，他接受的教育很少。貧困的農村地區通常很少提供教育服務。當他出生的時候，禁止在愛爾蘭提供天主教教育的規定依然在實行著。年輕時的肯尼迪在他哥哥的農場裏工作，種植馬鈴薯和糧食。他所掌握的一項與農業無關的技能來自於一位更加靠近城市的朋友——帕特裏克·巴倫。巴倫在一家釀酒廠工作，把制作酒桶的技術傳授給了肯尼迪。
　　發生在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給肯尼迪一家慘淡經營的農場造成了沈重的打擊。面對饑餓的威脅，帕特裏克·肯尼迪跟隨巴倫來到了波士頓，巴倫幫助他在東波士頓找到了一份制桶工人的工作。波士頓提供了經濟機遇，因為它擁有市場，肯尼迪可以在這裏向擁有資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勞動力。波士頓提供了一個成熟的酒桶市場，因為這裏是交通樞紐，當然也是釀酒中心。
　　正如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一樣，東波士頓的人口密度為貧困人口出售他們的勞動力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細菌的傳播提供了方便。帕特裏克·肯尼迪在一場霍亂中不幸去世。不過，肯尼迪的兒子——也叫做“帕特裏克”——成長了起來。他最初在碼頭上幹苦力，並用積攢下來的辛苦錢購買了一家酒館。他很快擁有了第二家和第三家酒吧，並逐漸偏重於為更加富裕的波士頓本地人提供服務。通過進口威士忌，他實現了自己企業的垂直一體化。
　　帕特裏克·肯尼迪采用了前馬薩諸塞州州長山姆·亞當斯的模式，即把酒精與政治結合在一起。1884年，他第一次被選入馬薩諸塞州的立法機構，並多次當選為州眾議員與參議員。1888年，這個來自貧窮移民家庭的兒子獲得了相當高的地位，他在民主黨的全國大會上發表了演講。憑借著不斷增加的財富，他把自己非常聰明的兒子約瑟夫送進了哈佛大學。鑒於帕特裏克·肯尼迪的政治關系，他的兒子迎娶了波士頓市長約翰·F.“親愛的菲茲”·菲茲傑拉德的漂亮女兒，人們都認為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約瑟夫·肯尼迪的第一份工作是受政府指派的銀行審查員，後來他接管了一家其父持有大量股份的銀行。20世紀20年代，他通過基本上值得尊敬的方式在華爾街賺取了巨額的財富。同樣重要的是，他適時地退出了華爾街，並找到了其他有利可圖的生意，如投資房地產和進口英國烈性酒。當然，他的兒子們開創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王朝之一。
　　城市對於像帕特裏克·肯尼迪這樣的移民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截至2008年，36％的紐約人是在國外出生的，48％的紐約人在家裏使用除了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整個美國與此相對應的數字分別是13％和20％。正如城市給移民帶來了好處一樣，移民也讓城市受益匪淺。波士頓非常感激肯尼迪家族，正如紐約非常感激從安德魯·卡耐基到艾爾·喬爾森再到祖賓·梅塔等移民一樣。事實上，從1891年到2009年的118年間，除了12年以外，紐約交響樂團一直依賴那些在國外出生的音樂總監。毋庸諱言，紐約文化中那些更為流行的元素也是移民的產物，如百吉餅、比薩和宮保雞丁。
　　美國和它的城市從移民人才潮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德國裔美國人領導了擊敗德國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賈斯特·尼米茲。蘇格蘭人幫助我們建立了工業，如安德魯·卡耐基和安德魯·梅隆。愛爾蘭裔美國人已經成為了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如肯尼迪家族、艾爾·史密斯和芝加哥的戴利家族。一位肯尼亞人的兒子坐進了橢圓形辦公室。美國不再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而是一個由來自全球各地的人組成的集體，他們主要是在大城市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很難說美國是唯一一個讓移民發了大財的國家。羅伯特·凱恩和他的家人離開貧窮的家鄉愛爾蘭去了利物浦，當時他還是一個孩子。長大之後，他去海邊做了一名制桶工人。19世紀40年代，他在利物浦定居，並利用自己的積蓄創辦了一家中等規模的釀酒廠。他發了大財，他的兒子最後進入了英國國會上議院。卡洛斯·斯利姆可能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墨西哥城一位黎巴嫩移民的兒子，他父親是靠一家紡織品商店起家的。正如這些以及許多不太著名的案例所證明的一樣，世界各地的城市讓人們從一貧如洗走向了大富大貴，也有人走到了介乎兩者之間的任意一點上。
　　長期以來，城市裏的勞動力市場為沒有土地、牲畜或設備的人找到一份工作提供了方便。肯尼迪家族曾先後以勞方和資方的身份出現在勞動力市場上。當身無分文的帕特裏克·肯尼迪剛到美國的時候，他可以向擁有資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勞動力。他的兒子在年輕時也是一樣，但在長大成人並積攢了資本以後，又可以轉而雇用別人。資本家和工人經常被看作是敵人。他們的確是敵人，如在罷工期間。但在更多的情況下，資本提高了勞動力的收入，正是城市裏的資本使得城市對窮人產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城市不僅把缺少資本的工人與擁有大量資本的雇主聯系在一起，還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工作機會，讓窮人（事實上是每一個人）發現自己所擁有的原本可能永遠也無法被知曉的才能。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曾經寫道：“在愚昧無知的政權統治下，恩裏科·費米將成為一名花匠，馮·諾依曼將成為藥店裏的一位收銀員。”斯蒂格勒對這兩位20世紀的偉人的設想是令人震驚的。幸運的是，他們兩人都在大城市裏長大，都具有相當優越的背景；而且，他們的數學與科學才華在年輕的時候就被人發現了。同樣，波士頓以一種愛爾蘭農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讓帕特裏克·肯尼迪展示了自己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