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買達拉維地區的面積約為530英畝，居住著60萬～100萬人口。這是一個人類活動和企業經營高度集中的地區。人們沒有在達拉維周圍坐等自己的機會降臨——變成《誰會成為百萬富翁》的主人公。在一個空間狹小、地板臟亂、沒有窗戶的房間裏，兩個人正在對硬紙板箱進行回收再利用——把它們撕開、把硬紙板翻轉過來、然後重新釘上，硬紙板上面的字跡由此被換到了裏面。這個房間還承擔著兼作宿舍的雙重功能，裏面的舊紙箱可以營造出一個可供休息的場所。在它的隔壁，兩位縫紉工人正在縫制乳罩，這可能會讓你回想起一個世紀之前紐約的下東區。

　　附近有十幾名制陶工人正在未經鋪裝的、街道旁邊的房間裏工作著，裏面的燈光有些昏暗。他們把剛剛運來的陶土加工成罐子，然後放到門外的一口烈焰滾滾的爐窯裏進行燒制。在另一個房間裏，七八個婦女正在分揀使用過的塑料制品。這些回收再利用的活動讓達拉維看起來很綠色。但是我確信，即使是最為熱心的環保主義者也無法從註射器的回收再利用中得到多少快樂。
　　雖然達拉維積極創業的活力展現了城市貧困人口的正面形象——他們懷有雄心壯誌，努力奮鬥，並因靠近城市客戶與生產要素而受益——但這一地區汙濁的空氣與汙染的水源強調了城市人口密集的代價。街道沒有經過任何鋪裝。汙水管線——即使有的話——經常會溢出到供水管網中。每1,000多位居民才擁有1個公用廁所，因此，經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街道上小便。在這種情況下，疾病是無法避免的，它奪走了許多印度窮人的生命。一項研究表明，在孟買，肺結核是導致人們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它的傳播導致孟買的人均壽命預期比印度其他地區低7歲。
　　1962年，心理學家約翰·卡爾霍恩在《美國科學》（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的是當他建立了嚴重擁擠的老鼠聚集區之後所產生的非常恐怖的後果。老鼠出現的問題包括：很高的幼崽死亡率、同類相食、“狂躁的過度活動”和“病理性退縮”。人們可以合理地提出質疑：高度密集的老鼠是否向我們提供了一些關於人類在城市中生活的啟示？在其他物種（如恒河猴）身上進行的試驗已經發現，密度過大可能會導致殺害而非親密。卡爾霍恩的文章是一種警告。它提示我們，密度過大可能會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
　　孟買的交通擁堵可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出租車往往會停在一頭閹牛拉著的牛車後面。盡管達拉維是非常安全的——得益於一個運轉良好的、鄰裏相互關照的社會體系——但整個孟買城裏存在著為數不少的犯罪分子，如臭名昭著的、專門搶劫或殺害寶萊塢明星的匪徒。這些問題不是孟買或印度所獨有的。每一座較為古老的城市都一直在與疾病和犯罪作鬥爭。每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都面臨著潛在的擁堵問題。人口密集可以傳播思想，同樣也可以傳播疾病。
　　這些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但它們往往需要某一個積極的甚至是富有侵略性的政府部門進行幹預。政府部門無所作為往往被看作是促使農村貧困的一個理由——這種可怕的邏輯認為，由於城市裏不夠幹凈，人們應該留在他們農村的棚屋裏。不論是從道德理性還是實踐理性來看，這種邏輯都是完全錯誤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政府必須采取西方國家的城市政府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所采取的措施：提供清潔的飲用水，同時安全地處理人類產生的垃圾。它們必須確保貧民區的安全。它們甚至必須采取許多美國城市未能采取的措施：打破那種會剝奪貧困孩子權益的孤立，讓他們能夠享受到大部分人由於生活在大城市裏而能享受到的各種好處。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裏與城市的疾病、腐敗、犯罪，以及種族隔離的鬥爭為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中的教訓之一就是：這些鬥爭絕不是輕松的。
　　達拉維貧民窟同時展示了印度人民的偉大和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無能。盡管這會讓像我一樣喜歡采取自由市場方式的人士感到不安，但解決達拉維問題的辦法並不是讓政府消失。事實上，在許多領域裏，如土地使用和營業許可，印度政府可以並且應該減少幹預；但是，對於像達拉維這樣的貧民窟所面臨的重大城市問題，根本沒有自由市場式的解決辦法。城市極其需要有實力和有能力的政府提供清潔的飲用水、安全的社區和快捷暢通的街道。
　　高度地推崇民主很容易，但有效的城市政府往往需要這樣一位鐵腕領導人的治理——他不受監督和制衡的制約、無需關註每一個心懷不滿的公民的意願。在談到自己在紐約市打擊犯罪的工作時，泰迪·羅斯福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分權制衡理論完全是自找麻煩”。我並不完全贊同他這一觀點——分權制衡在限制無良的領導人方面會發揮非常有益的作用——但是，泰迪·羅斯福在遏制腐敗方面的舉措肯定會受到阻撓，因為他下屬的警察局長有能力否決他的行動。泰迪·羅斯福關於“不受限制的改革”原則似乎是，集中權力有助於防止受益於現狀的勢力阻止改革。正如我們在戰爭期間會賦予我們的領導人更多權力一樣，當我們的街道很不安全或者我們喝下的每一口水中都帶有病菌時，我們也許不得不更多地相信他們。
　　我非常贊賞印度實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制度，這在全球較為貧困的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喧鬧的民主加上各種固定的選區，這經常會阻礙大幅度改善城市生活所必須采取的強有力的行動。印度民主中最為糟糕的一點就是，權力往往掌握在邦而非城市的手中；並且正如美國參議院一樣，各邦往往是由農村的選舉人來主導的，他們擁有更多的人均代表權。印度的城市需要把自己的命運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金沙薩的困境
　　達拉維是人類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堅持下來的典範。但是，有些城市則完全喪失了正常的功能，它們挫敗了人們為了過上體面生活而付出的最為艱苦的努力，如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首都金沙薩。當政府部門完全無法應對數百萬貧困人口聚集在一個城市裏所帶來的後果時，城市可能就變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犯罪分子和病菌在那裏肆無忌憚地興風作浪。這種失敗使得城市無法實現它的核心目的，即通過精英人士之間以及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交流來實現整個國家的發展。除了最具奉獻精神的人道主義者以外，誰願意為了如此之少的回報而到一個風險如此之多的地方來呢？
　　金沙薩有一個很糟糕的開端。它是由冒險家亨利·莫爾頓·斯坦利於1881年建立的，並被命名為利奧波德維爾，目的是為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提供一個貿易地點。這位國王的名字變成了野蠻的殖民主義——迫使非洲勞工開采地下資源，並利用大規模的屠殺作為統治手段——的同義詞。隨著時間的推移，比利時政府有所進步。在20世紀50年代，這座城市幾乎已經變得很不錯了。但在剛果獨立之後，金沙薩發生了急劇的惡化。在32年的時間裏，蒙博托·塞塞·塞科進行的是嚴重腐敗的統治。由於對內實行工業國有化、對外窮兵黷武，並且從未進行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方面的投資，紮伊爾（他給這個國家重新取的名字）陷入了赤貧的狀態。蒙博托的執政經歷告訴我們，泰迪·羅斯福提出的關於“不受限制的改革”原則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只有當權力掌握在正確的人手中的時候，權力的集中才是好事情，但這一點並不能得到任何保證。在蒙博托下臺之後，這個國家（現在又重新改名為剛果）的情況並未有什麽好轉，因為有數十萬人死於戰爭，而且腐敗依然十分普遍。
　　由於剛果的持續動蕩，金沙薩出現了迅速的擴張，盡管沒有一個運行有序的政府來緩解它所面臨的問題。自1960年以來，金沙薩的城市人口從44.6萬人增加到了1,040萬人。
　　個人獨裁的一個標誌是權力以獨裁者為中心向外輻射。因此，實行獨裁統治的國家的首都要比實行穩定的民主統治的國家的首都平均大30％。關於印度尼西亞腐敗問題的一項研究發現，當照片上距離這個國家的獨裁者最近的某個公司的領導人生病的時候，他治理之下的公司的股票價格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如果你想在紮伊爾的強盜統治中分得一杯羹，你就必須來到金沙薩、必須接近蒙博托。
　　一些研究表明，1/3以上的金沙薩兒童受到了瘧疾寄生蟲的感染。在2004—2005年間的一次傷寒大爆發中，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到了感染。除了其他問題之外，金沙薩長期以來還一直是艾滋病流行的重災區。最早的HIV陽性血液樣本於1959年來自利奧波德維爾的居民。1985年，一次隨機的抽樣調查發現，有5％的金沙薩居民受到了感染。美國有線新聞網最近將金沙薩列為了全球十大最危險的城市之一。
　　金沙薩的情況是非常恐怖的，但剛果其他地區的情況往往更加糟糕。美國國務院指出，在金沙薩旅行，“白天的時間基本上是安全的”，但“偏遠地區是不夠安全的，因為犯罪活動十分猖獗”。1996—2003年間，讓中非國內人民飽受折磨的戰爭將數萬人趕到了相對安全的剛果首都。在每1,000名出生於金沙薩省的嬰兒中，有73人死亡時還不滿1周歲。這大約是美國平均水平的10倍，但低於剛果農村的水平。200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金沙薩的某些地區，10％以上的兒童存在著營養不良的問題。這一數字聽起來令人不安，但在與首都以外的地區相比時除外，後者的數字有時會超過30％。十分可悲的是，國營的供水機構無法提供清潔的飲用水。剛果有30％的城市人口不得不長途跋涉30分鐘以上去尋找飲用水，但這並未阻止來自這個國家內陸地區的移民。
　　由一個野蠻的殖民主義政權建立、後來由一位邪惡的獨裁者統治的金沙薩實在是命運多桀。今天，從倫敦或紐約的角度來看，這座城市面臨的問題也許是無法解決的；但是，紐約和倫敦曾經也不得不解決類似的問題。世界上每一座較為古老的城市都曾與疾病和暴力進行過鬥爭。那些艱苦卓絕的鬥爭所取得的最終勝利應該讓金沙薩看到希望。
　　治療患病的城市
　　瘟疫是在公元前430年通過比雷艾夫斯港口進入雅典的，可能導致了1/4雅典人的死亡。這座城市的領導人伯裏克利就是它的受害者之一。大約970年以後，瘟疫襲擊了君士坦丁堡，根據歷史學家普羅柯比的記載，在高峰時期每天有10,000多人死亡。在1350年之後的3個多世紀裏，瘟疫經常造成西歐城市居民的死亡。在17世紀，城市地區的死亡率甚至大大超過了英格蘭農村。18世紀初期，瘟疫突然從歐洲消失了（盡管並未從亞洲消失），但黃熱病入侵了。在1830年之前，霍亂也開始在西方的城市中肆虐。
　　盡管早期針對疾病的公共衛生行動基本上僅限於隔離，但越來越聰明的城市人（如約翰·斯諾）正在逐漸獲得遏制瘟疫傳播所需要的知識。斯諾是一位來自約克郡的煤炭工人的兒子，他在14歲時跟隨鐵路先驅喬治·史蒂芬森的醫生當學徒。9年之後，斯諾獨自一人步行了200英裏來到倫敦，學習要成為一名外科醫生所必須掌握的技術。兩年之後，他拿到了資格證書，並成了一名成功的醫生和醫學研究者。他從自己所在的這座城市中學到了很多知識。他最偉大的成就來自於：在1854年霍亂爆發時，他觀察到了霍亂致人死亡的方式。
　　倫敦是斯諾的實驗室。在當地一位牧師的幫助下，他對居民進行了走訪，並制作出了一張具有重要意義的霍亂發作地圖。這張地圖逐個街道、逐個案例地標明了這種疾病的地理分布。通過研究霍亂的分布地點，斯諾發現，某一個水泵成為了這次霍亂爆發的策源地。他通過走訪得出了結論，“除了習慣飲用上述泵井裏的水的人以外，倫敦這一地區沒有出現具體的霍亂爆發或流行”。附近喜歡喝麥芽酒的人仍然很健康，酒精具有殺死水生細菌的能力，它長期以來幫助城市居民遠離了疾病。
　　這口水井似乎受到了附近一個糞坑的汙染，那個糞坑裏存有被汙染的糞便。在斯諾讓人將那臺水泵的手柄移走之後，這場霍亂慢慢地平息了下來。斯諾並未完全搞清楚霍亂的細菌來源，但他正確地判斷出這種疾病是通過被汙染的水傳播的。斯諾的研究為現在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提供了初步的證據，即城市必須提供清潔的飲用水以確保城市人口的健康。斯諾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自我保護性的城市創新的例子，即城市能夠獲取解決它們自身面臨的問題所需要的信息。
　　在美國，市政府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開始承擔起提供清潔的飲用水這一非常艱巨的任務，其主要的推動因素是直覺而非斯諾的科學。他們不知道通過哪一種途徑認識到，受到汙染的水在疾病的爆發中發揮著某種作用。於是，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提供更加清潔的飲用水。當黃熱病於1793年和1798年席卷美國的城市之後，費城和紐約決定向它們的市民提供沒有被附近的糞坑汙染的水。在英國建築師和工程師本傑明·拉特羅布的指導下，費城走上了公用事業的道路。盡管建設和運營的成本遠遠超過了拉特羅布最初的預計，但費城最終擁有了一個功能完善的公用系統，其水源來自斯庫基爾河上遊。
　　紐約則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但它試圖節省金錢的舉措意味著清潔的飲用水要在幾十年之後才能到達曼哈頓。在黃熱病爆發之後，紐約市議會首先提出的是公用系統的方案，但州議員、同時也是失敗的副總統候選人亞倫·伯爾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為了打擊他的政治對手——市議會中的聯邦主義者，他拉攏自己的主要競爭對手、本身是聯邦主義者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作為盟友。漢密爾頓反對為了資助公用系統而增加稅負，並說服市議會接受了伯爾提出的關於私營供水的方案。
　　接下來，伯爾利用自己嫻熟的政治技巧通過州議會制定了一部新的私營供水公司章程。章程的主要條款允許該公司募集200萬美元的資金，並將任何剩余資本用於“不違反紐約州或美國憲法和法律的有利可圖的交易”。這一表面上看似並無不妥的條款意味著伯爾可以利用這家公司為所欲為，只要它能夠供應一些水。他從金融而非供水中看到了更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漢密爾頓無意之中為他自己的紐約銀行樹立了一個競爭對手。曼哈頓銀行已經擁有了兩個多世紀的成功，後來發展成了大通曼哈頓銀行，現在又變成了摩根大通銀行。但是，它的確沒有解決紐約的供水問題。
　　為了節省伯爾開展金融業務所迫切需要的資本，該公司使用了一口舊井，並建造了一座規模很小的水庫。曼哈頓公司似乎違背了要從布朗克斯引入清潔而新鮮的飲用水的諾言，取而代之的是將來源不明、飽受質疑的幽暗之水（aqua obscura）註入到了公司的蓄水系統當中。
　　許多地方實行私營供水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存在著兩個潛在的問題。消費者無法方便地核實他們的飲用水的質量，這意味著供水公司是有機可乘的，它們可以在不影響銷售的前提下節省自己的成本。即使一家私營的供水公司可以確保它提供的水是清潔的，但消費者並非總是願意或能夠為保證這種清潔處理的有利可圖而支付很高的代價。在比較富裕的經濟環境下，這兩個問題往往並不存在，可以認為那裏的人們會為了飲用水的清潔而支付較高的費用；而且一般來說，可以認為那裏的供水公司會提供符合健康標準的飲用水，尤其是考慮到若非如此，它們可能會面臨訴訟的風險。但在漢密爾頓和伯爾的年代，即使非常富有的市民能夠派仆人到住宅區去購買新鮮的水，但這個市民肯定想得到，居住在較為貧困地方的人正在使用更加便宜和汙濁的商業區供水。盡管他們非常謹慎，但不清潔的水仍然可能會殺死這位富翁或他的家人，因為全城性的瘟疫可能會從那些貧窮的地方開始，並通過廉價和汙濁的供水傳播開來。
　　這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外部性，即某一個人的行為未經自願的交易而對另外某些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為，外部性需要某種形式的國家幹預，供水也不例外。由於曼哈頓公司未能解決紐約清潔飲用水的問題，水生疾病一直在反復地出現。紐約市有時會因為某一年中發生的瘟疫而喪失其人口總量的0.5％以上，達到其正常年份死亡率的兩倍，比如1832年的那場霍亂。
　　最後，紐約市采取了費城的模式，為公用供水事業投入了數百萬美元，正如漢密爾頓所警告的一樣。耗資900萬美元（按照2010年的幣值計算，超過了1.7億美元）建成的克魯頓供水系統自1842年開始為紐約供水，清潔的飲用水很快發揮了作用。1860年之後，嬰兒死亡率出現了連續60年的驚人下降，從南北戰爭結束時的30‰下降到了20世紀20年代的10‰左右。
　　1896年，美國有大約1,700個公用供水系統，市政府用於供水方面的開支相當於聯邦政府用於除軍事和郵政服務以外的所有開支。在巴黎，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利用他作為拿破侖三世代理人所享有的幾乎毫無限制的權力建造了一個汙水處理系統。它至今仍然為巴黎提供著服務，並吸引遊客到它的隧道中參觀。
　　經濟歷史學家維爾納·特魯伊斯根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對城市水務領域的投資大大減少了由於傷寒和其他疾病所導致的死亡。清潔的飲用水甚至減少了那些由於並非通過供水系統傳播的疾病所導致的死亡。與一個世紀以來關於馬薩諸塞州清潔飲用水影響的研究相一致的是，特魯伊斯根和他的合著者約瑟夫·費裏埃發現，自從1850年開始，芝加哥較低的傷寒癥發病率與其他疾病的大幅度減少基本上是如影隨形的。其他疾病導致的死亡之所以出現減少，可能是因為水中傳播的疾病過去被誤認為是其他疾病；或者是因為水中傳播的疾病破壞了人們的免疫系統，從而導致它們在遇到其他疾病的攻擊時出現失敗。不論是哪一種原因，費裏埃和特魯伊斯根認為，“清潔的飲用水的出現是導致1850—1925年間芝加哥死亡率下降30％～50％的原因”。
　　清潔的飲用水進入城市只是因為政府對基礎設施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讓達拉維的貧民窟能像巴黎的街道一樣消滅水中傳播的疾病，這將需要政府或者受到適當補貼和管理的私營公司付出同樣的努力。（《城市的勝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作者：愛德華•格萊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