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多樣的史地雜著各展所長，爭奇鬥妍，同時它們也必然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一種新的著作形式，便在這種相互的影響和滲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長。

秦漢魏晉南北朝的豐富多彩的雜述，其絕大部分我們已是無緣相見了。但是從它們殘存的文字中，或是從其他古籍對它們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們互相浸潤的痕跡。郡書往往含有地理、風俗、傳說；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資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漸顯示出一種相互結合的趨勢。後魏劉芳的《徐州人地錄》，書名就標明了既記人也記地。東晉習鑿齒的《襄陽耆舊傳》，最早是名為《襄陽記》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介紹，它是“前兩卷為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地方行政長官)”。而這種融合現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絕書》和《華陽國志》。它們不但兼有古國別史、古地理書和人物志的內容，並且開始采用橫分門類的編排方法。雖然類目分得比較粗糙，不太系統也不太科學，卻已初步顯示出後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們之所以著名，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兩部書都比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越絕書》又名《越絕記》，原有25卷，現存15卷。關於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一直眾說紛紜。它的書末有一段“隱語”，其中暗藏著作者姓名，起初誰也破解不出。直到明代中葉，學者楊慎經過考證，認定它是東漢人袁康所著，吳平所校，得到許多人的讚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部書不是成於一人一時，而是從先秦到東漢經過許多人不斷充實的結果。

《越絕書》基本上是一部地方史。它主要記載春秋時期吳國、越國(今江蘇、浙江部分地區)的歷史，另附有秦至東漢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記吳地》、《記越地傳》兩篇敘述吳、越的山川城邑，同時記載了吳王夫差、越王勾踐、伍子胥、範蠡、文種等許多人物的事跡。雖然分類較嫌雜亂，但各篇自成首尾，不相連續。明代就有人稱它為“地志祖”(《(萬歷)紹興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說：“一方之志，始於越絕”(《(乾隆)澄城縣志序》)。現代也有一些方志學家認為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方志。”

《華陽國志》，東晉常璩著，記載晉代梁、益、寧三州(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及甘肅、陜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情況。常璩是四川人，曾在成漢(四川的一個割據政權，存在於公元303至347年)做官，既有條件作實地調查，又有條件接觸成漢政權的文獻秘籍和官方檔案。他又是一位飽學的歷史學家，除《華陽國志》外，還寫過成漢的歷史《漢之書》，不過沒有留傳下來。所以，他的《華陽國志》材料既詳實可信，分類也清楚合理，很受史志學者的稱譽。

《華陽國志》原名《華陽國記》，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為綱，分別敘述巴、蜀、漢中、南中四個地區和所屬郡縣的政區沿革、山川、道路、物產、人口和民情風俗；第五至九卷以年代為綱，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敘述歷屆政權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還包含了不少諺語歌謠，用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最後三卷記人物。比起《越絕書》來，它顯然更加鮮明地體現了地理志、編年史和人物志互相結合的傾向，也更具備了地方志的各種特征。因而，作為我國現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地方志，它也更得到學者們的公認。後來四川、雲南一帶編纂地方志，往往拿它當範本。

不過，像《越絕書》、《華陽國志》這樣的著作，盡管代表著史、地、傳記相互融合的方向，在方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當時卻如同鳳毛麟角，遠沒有成為普遍現象。由形形色色的地方史、地雜著互相滲透，互相補充，最終匯成定型的地方志，還要再走幾百年的路程。